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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医药标准化发展规划（2006—2010年）》的通知

国中医药发〔2006〕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局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推进中医药标准化、规范化”重要任务，更好地实施《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按照国家标准化发展战略要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中医药标准化发展规划（2006—2010年）》，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实施。

中医药标准化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对于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规范行业管理，推进依法行政，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要提高对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认识，加强对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将中医药标准化纳入本部门工作计划。加强中医药标准化的宣传，提高全行业人员标准化意识。组织好中医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加大中医药标准的实施推广力度。全面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进程，更好地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





二○○六年七月十三日




中医药标准化发展规划（2006—2010年）


“十一五”时期是中医药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医药（含中西医结合、民族医药，下同）标准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医药标准化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撑和基础保障作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参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家标准化“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结合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中医药标准化工作面临的形势

标准是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是规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制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标准化逐步成为各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成为国际贸易保护的重要措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标准的竞争将越来越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近年来，美国、日本、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各具特点的标准化发展战略，将加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力度和掌握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权作为战略的重点。随着传统医药巨大的医疗价值和市场潜力日益显现，中医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迅速普及，中医药标准化的国际呼声和需求日益高涨。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展传统医药决议的引导下，日本、韩国及欧美等国家纷纷开展了传统医药标准的研究制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争取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权。中医药标准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标准化工作，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标准化工作组织，以提高国家竞争力为核心，把标准化作为国家科技发展重要战略之一，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标准的数量不断增加，标准的领域不断扩展，对推动我国科学技术进步、规范市场秩序、提高产品竞争力和促进国际贸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医药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担负着防病治病、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情况下，无论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还是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对中医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标准化作为现代科学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在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中医药服务需求，实现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技术支撑作用。中医药标准化，是中医药学术发展的需要，通过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系统整理中医药理论和学术思想，转化为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建立中医药基础标准体系，能够更好地推进中医药的理论创新；通过系统总结中医临床安全有效的诊疗经验和方法，形成最佳诊疗方案，建立中医药技术标准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医临床疗效的提高；中医药标准化，是规范中医药管理的需要，通过对中医药管理实践中既有经验进行总结归纳，按照政府职能转变和依法行政要求，建立中医药管理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法律法规，能够更好地使中医药管理做到有法可依。中医药标准化，是促进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的需要，通过提高中医药产品、服务质量，使中医药产品、服务达到国际技术交流合作与贸易的条件要求，符合国际基本惯例，能够更好地增强中医药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建立有效应对技术壁垒，合理保护我国利益。因此，中医药标准化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标准化工作的不断深入，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开展了一系列标准、规范的研究和制定，共颁布了120多项中医药标准和规范。其中有国家标准化管理部门颁布的《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经穴部位》、《耳穴名称和部位》等国家标准6项，国家中医药主管部门颁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等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近70项，全国有关中医药学术组织颁布技术规范50余项。在此基础上，各地也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颁布了大量地方性有关中医药标准和规范。这些标准和规范的颁布和实施，为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中医药标准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实质性参与了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在我国标准化研究成果基础上，起草了《经穴名称》国际标准草案，并由世界卫生组织审议通过，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体现了我国在针灸学术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推动了针灸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推广。

近年来，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更加受到了国家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务院有关领导多次强调要重点抓好中医药标准化、规范化研究，抓紧制定一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标准化带动现代化。国家财政部门设专项资金大力支持中医药标准制定工作，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中医药名词术语、针灸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43中医药标准列入国家标准化计划。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及时把握有利时机，将中医药标准化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战略任务，进一步明确职能部门，统筹规划，制修订了一批国家标准，支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针对中医药发展关键、急需、薄弱领域的技术标准的制定，启动了近六十项中医药标准化项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标准化的进程。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针灸学会等行业学术组织主动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开展了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病证诊疗指南和针灸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的研究制定，推进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当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标准战略，将形成技术标准作为国家科技计划重要目标的要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推进中医药标准化、规范化”纳入了新时期的重点任务。落实好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抓住发展机遇，实施中医药标准化战略，加快构建中医药标准体系，是提高中医药科技竞争力，促进中医药资源优势发挥更大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对进一步提高中医药学术水平，规范中医药行业管理，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中医药标准化工作也存在不少困难，与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在行业内标准化意识不强，认识还不一致；二是中医药标准化还处在探索过程，不能很好地与中医药工作实际相结合，标准适用性不强，不能满足医疗、科研、教育发展和对外交流合作的需要；三是推广运行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实施和监督；四是中医药标准化基础条件薄弱，缺少统筹规划和有效的组织与经费保障，缺少中医药标准研究网络和可依托的骨干单位，缺乏标准化专业人才。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进行统筹规划，明确指导思想和目标，理清工作思路，落实各项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

二、指导思想与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坚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与优势，以提高中医药继承发展能力为核心，全面实施中医药标准化战略，充分发挥标准化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撑和基础保障作用，提高中医药学术水平，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强行业规范管理，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二）主要目标
到2010年，加快中医药标准制修订工作，初步建立与中医药事业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相适应的中医药标准体系；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提出国际标准提案，推动以我为主形成标准，掌握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权，提升中医药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基础工作，通过机制创新，形成政府主导和全行业参与的良好局面，初步构建中医药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到2010年，制修订500项中医药标准，其中包括50项国家标准，力争每年制修订100项标准；标准制修订周期控制在2年以内；标龄控制在5年以内。以我为主制定或提出3—5项中医药国际标准，参与制定或提出至少20项国际行业组织标准。

三、基本原则
（一）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根据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总体要求，结合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际，对中医药标准化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在总体规划指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保障，分阶段、分步骤、分层次实施规划目标。

（二）坚持继承、着力创新
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在充分继承中医药理论和学术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结合实际，开拓创新。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科学发展、自主创新。

（三）科学民主、实用有效
建立科学、民主、和谐的工作机制，严格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广泛听取意见，取得共识，确保标准的科学性、权威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加强并完善实施、监测、评估和反馈机制，确保中医药标准得到有效实施。

（四）分类指导、循序渐进
既要认识到中医药标准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考虑到中医药标准化的特殊性、复杂性。根据实际情况，分类指导，循序渐进。条件成熟的，制定为行业标准，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标准，或作为国际标准提案提出；条件不具备的，加快标准化前期科学研究及技术方法研究，尽早形成标准，先发布试行，在不断修改完善中积累经验，逐步深化。

（五）立足国内、面向国际
在做好国内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基础上，面向国际，以转化推广国内中医药标准化成果为主，适应国际中医药发展状况，加强与国际行业组织的协作，积极参与有关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发挥主导作用，确保我国在中医药国际标准领域的领先地位，提高我国中医药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医药在国际上广泛传播。

（六）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以政府为主导，在国家统筹规划和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全行业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广泛开展中医药标准制修订工作，营造良好的标准化建设氛围和条件。

四、主要任务
（一）加强中医药标准体系建设
中医药标准体系是中医药标准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十一五”期间，初步建立以中医药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为主体框架的标准体系。在技术标准领域，重点加强基础、临床、中药等方面关键技术标准的制修订；在管理标准领域，重点加强医疗、教育、科研等方面资质、建设、服务标准的制修订。

1．中医药技术标准
在基础标准方面，围绕中医药基本理论，以及中医药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共性问题，重点开展中医基础理论术语标准、临床诊疗术语标准、中药理论与应用基础标准、中医药名词术语分类与代码等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同时，开展中医药信息、翻译、基本方法、计量单位等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开展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中医药信息管理与共享服务标准、中医医疗机构信息网络系统标准、中医药数字化技术规范等制修订工作，为中医药信息交换和共享提供技术支撑。

在临床标准方面，以提高中医临床疗效、规范中医医疗技术服务行为为目的，围绕常见病、多发病及重大疾病，重点加强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病证诊疗指南的制修订。针对关系中医药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进一步加强研究，开展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标准的制定，争取在方法学上取得进展。在针灸基础标准取得进展的基础上，重点开展针灸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临床治疗指南的制定，完成毫针、三棱针等针灸技术操作规范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同时，开展骨伤、推拿、护理等临床各科常用技术操作规范和中医药预防、保健、康复等服务技术标准的制修订。

在中药标准方面，围绕提高中药材质量、保护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中药传统技术和知识产权，重点开展中药材种质资源、药用动植物基源、种子种苗、道地药材、中药炮制、中药资源保护和中药材质量控制等标准的研究和制修订，解决当前中药材质量与资源保护领域最为紧迫的技术标准需求。围绕中医临床用药，重点开展处方规范、中药名称、煎服方法、贮藏管理等保障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相关标准规范的制修订。

加强民族医药技术标准的制定，根据各民族医药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不同层次的技术标准研究工作。重点开展民族医药临床病证诊疗指南和技术操作规范的制修订工作。开展符合民族药特点的相关标准的研究制定。

2．中医药管理标准
建立涵盖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国际交流合作等各个方面的管理标准体系。围绕推进中医药依法行政，规范行业管理，重点开展中医医疗人员、机构、技术的准入和资格资质标准的制修订。围绕提升中医医疗机构建设和服务管理水平，促进基础条件和就医环境改善，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建设与质量管理标准制修订。加快中医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监测系统管理标准制定，提高对中医医疗质量监测和统计分析水平。

积极组织和参与中医药教育和科研机构的资格资质标准、机构建设与管理标准、中医药教育机构的专业设置标准、各级各类人才培养及管理标准、人才知识与技能基本标准、科研活动管理标准、科研成果评价标准等制修订工作。

（二）加强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
积极主动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活动，推进我国中医药标准化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加大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修订的参与力度，逐步将以往的自发、分散、被动参与转变到有目的、集中、主动、全面深入参与。积极承担国际标准化工作，提出国际标准草案，争取以我为主形成技术标准，掌握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的主导权。加强政府间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的协作，开展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医药标准化的国际学术交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推广，促进中医药国际化进程。

加强对国际标准化活动的研究，建立国际标准化信息渠道，了解国外有关的法律法规与标准的研究的动态与趋势，研究和提出中医药标准国际化的政策建议和技术要求。切实加强对参加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活动的组织管理，积极引导学会、协会等行业组织，依托有一定基础的医疗、科研、教育机构，成立相应的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机构。开展中医药国际标准化专业人才的培养项目，形成中医药国际标准化专家队伍。研究建立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活动激励政策制度。

（三）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基础工作
1．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基础研究
开展中医药标准化发展战略研究，以及中医药标准化的相关政策研究，将中医药标准化与贯彻落实依法行政、规范行业管理相结合，加强对中医药标准化的政策指导。开展中医药标准化理论与方法研究，为中医药标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加强中医药标准化活动中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应对中医药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公共安全等问题，开展中医药相关技术方法标准研究。

促进标准化与中医药科技创新活动的结合，建立中医药标准制修订与科学研究的紧密结合的新机制，将中医药标准制修订相关研究工作作为中医药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加大对中医药标准特别是技术标准制修订前期基础性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在科研项目立项评价时，优先支持中医药标准化研究项目。系统梳理中医药科研成果，促进已有科研成果向标准转化。充分运用已有科研资源，加强中医药科研对中医药标准化的条件支撑。

2．加强中医药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
在国家中医药标准化管理部门统筹规划、宏观指导下，发挥各中医药学术团体、行业组织及中医药机构在各自领域的技术优势和组织协调作用，建立中医药标准化技术组织。成立国家中医药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建立各学会、协会的标准化技术组织，开展不同层次的中医药标准立项论证和审查，进行技术研究、指导和协调，加强对中医药标准制定、实施和监督的组织管理。依托具备一定基础条件，在相关领域具有优势地位的中医药医疗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重点学科、专科，通过组建中心、基地、工作组等形式，确定为中医药标准化研究制定的骨干单位，承担标准的制修订以及实施推广等任务。

3．加强中医药标准化信息建设
依托现有的中医药信息资源，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管理、服务的信息化建设。通过建立中医药标准化信息网站，构建中医药标准化信息资源平台，开展中医药标准网上申报、项目管理、信息发布、意见反馈、监测实施、网络培训等工作，促进中医药标准研究、制修订、实施、监测和培训等工作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进行高效运转。同时，做好同国家标准化信息系统等平台的链接，实现各系统间的标准数据转换和共享，全面、准确、及时提供中医药标准信息服务。

4．加大中医药标准化的宣传普及力度
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充分利用社会及中医药各种媒体，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大中医药标准化宣传力度，普及中医药标准化知识，扩大中医药标准化的影响，提高全行业中医药标准化意识。针对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的发布实施，及时开展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标准化知识与技术培训，增进中医药人员对标准内容的了解和掌握，特别是提高中医药机构管理人员和相关业务人员的认识，提高贯彻中医药标准的自觉性，形成宣传贯彻中医药标准的良好氛围。

五、保障措施
（一）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制度建设
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按照标准化工作的各项技术规范要求，结合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实际，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制度建设，完善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管理制度。认真实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制定程序规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中医药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等活动，保证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和程序的规范、严谨、高效。

（二）加快中医药标准化的机制创新
进一步探索中医药标准化管理机制改革。推动建立中医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协调互补的标准体系。全面实施从标准计划立项到标准发布以及实施等整个过程的动态管理和责任制。建立与完善中医药标准技术组织管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逐步形成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良性循环。加快标准化运行机制创新。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中医药行业学术团体为组织形式、中医药机构为主体竞争承担的技术标准制修订运行机制。鼓励学术和技术水平先进的中医药机构承担更多的标准起草工作，全面提升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水平。

（三）加强中医药标准的实施和监测反馈
以中医药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的方法，积极推进中医药标准的广泛实施和应用。建立以全程动态监测管理为目标的中医药标准实施和监测反馈机制，将中医药标准的实施与依法行政、监督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根据省级行政区域划分，在省级、地市级、县级选择一定数量具备条件的中医药机构，作为中医药标准实施示范推广单位，负责系统推广应用中医药标准，总结实施经验并及时反馈。在此基础上，以中医药标准实施示范推广单位为监测重点，成立全国中医药标准实施监测中心，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对中医药标准实施情况和问题进行监测，及时分析反馈，形成标准制定、实施、反馈、修订的良性循环。

（四）加强中医药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
根据中医药标准化发展和工作需要，加强中医药标准化人才培养。积极探索中医药标准化人才培养的途径，鼓励高等院校设置相关专业，培养中医药标准化的专门人才。鼓励项目承担单位以进修方式培养中医药标准化专门人才。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合作，大力开展中医药标准化人才培训，“十一五”期间，通过每年举办培训班的方式，对承担标准化项目的负责人和主要研究人员进行培训。通过中医药标准化项目研究和有计划地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批既有标准化知识又有中医药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建立国家级标准化专家人才库，形成中医药标准的制修订和推广应用工作的基本队伍和骨干力量。建立不同类型的中医药标准化人才培养基地，编写培训教材，保障人才培养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制定促进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人才政策，研究提出各项激励制度和措施，调动行业内外专业人才的积极参与中医药标准化工作。

（五）加大中医药标准化经费投入
中医药标准化是国家标准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基础性、公益性事业，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大中医药标准化的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形成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各级财政中医专款对标准化的支持力度，提高经费比例。在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财政投入主导作用的同时，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和完善投融资激励机制，出台政策鼓励多方投资，运用市场力量吸引社会团体、企业、个人以及国外投资者的资金投入，形成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格局。中医药标准化管理部门认真组织好重大项目的立项、申报和组织实施，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管理和评估，建立分析、预测、监督和评估制度，强调评估程序的制度化，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从权属问题看减刑假释审理工作新格局

龙显雄

减刑假释是在我国长期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作为减刑假释的决定主体的人民法院，充分利用了该武器教育改造服刑人员，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为构建稳定的和谐社会发挥了巨大的职能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减刑假释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别是如何完善工作中存在的弊端，依然值得理论界和司法实际工作者深入探讨研究。
一、对减刑假释权属问题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批判之声越来越隆，其中抨击最为猛烈、最为彻底的莫过于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权力的质疑，提出重新配置减刑假释权力。
由于传统的观念认为，减刑假释是一项审判上的司法行为，所以减刑假释应该归属于人民法院。 近几年来，许多学者持反对观念，他们认为，减刑假释是一种行政奖励措施，它并没有否定原审判决确定的内容，在审裁的形式和内容上也与审判活动有着很大的区别，减刑假释权不是审判权，而是行政审核权，应归属于行刑的监管部门，而不是审判部门的人民法院。他们进一步指出，由于权属分配的错误，导致减刑假释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将减刑假释案件几十甚至几百个一批一批办，一个一个监管机关办，等到办完时，有些服刑人员早已出监狱了；管者不裁，裁者不管，管与裁脱节，人民法院只履行程序意义的工作，对监管机关减刑假释建议书的审查流于形式，对监管机关报送的减刑假释案件绝大多都照批无误。减刑假释工作中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减刑假释权力配置错误。
在笔者看来，减刑假释权属的争议其实是一个假问题。主张将减刑假释权配置给监管部门的学者认为，“监狱对押犯的生活、劳动、学习等方面的管教应当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而对押犯的减刑假释虽然具有一定的司法属性，然而，它却是基于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的管理目标所采取的重要激励措施” ，这里他们本来是想说明对服刑人员的管教是属于行政性质的，那么为达到管理目标而采取的管教激励措施——减刑假释自然也就应该是行政性质。但是笔者在这里却得到另一种信息：减刑假释具有司法属性。虽然退一步来说，即使它确实是为行政服务的，但是其司法属性是不可否认的，减刑假释权归属于法院是有根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刑事审判就是为了维护安全稳定和谐社会的行政管理而采取的司法活动，这种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并没有改变其司法的属性，权属于人民法院的性质。笔者并不反对这样的观点，减刑假释没有否定原审判决确定的内容，在形式和内容上也与审判有着很大的区别，其权力属性不是审判权范畴。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得出其权力不能归属于法院的结论。因为我国的司法体制不同于西方国家，在权力配置上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我国的人民法院虽然以审判机关，但我国并不像西方那样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人民法院不仅仅是只有审判权，它同样还有部分执行权，如死刑的执行权力，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权力，将具有行政内容的司法属性活动——减刑假释分配给人民法院，又有何不妥。
其实，由于减刑假释权力性质的特殊性，即它同时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属于审判权与行政审核权的有机结合” ，其权力划分给谁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陈兴良所说的那样，“权力的分配也不是绝对的，区分是相对的，关键是如何达到最佳的刑罚效果，由谁来行使是无所谓的。” 许多学者以此来否定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权，但这句话却恰恰说明了其权属问题并不是学者所真正关心的问题，因为只要有最佳的刑罚效果，是由法院还是由监管部门行使该权力都无所谓。学者真正关心的是法院在减刑假释现实工作中存在的弊端：“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和“管者不裁，裁者不管，管与裁脱节”的问题，这些弊端使得减刑假释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达到最佳的刑罚效果。由于现在将减刑假释权力划分给人民法院出现了这些弊端，人们自然就向这一体制发难。但是将减刑假释权力分配给监管部门，是否就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反对派观点认为，减刑假释权分配给人民法院是权力配置错误，主张减刑假释权应归属于行刑部门，同时认为，在法院撤离减刑假释工作之后，成立一个减刑假释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减刑假释的审核工作 。委员会的组成方式各不一样，有主张在市一级设立，也有主张只在省一级设立的；有人主张由监管部门、检察院、法院和社会人士组成，也有人主张由监管部门监狱管理局领导、监狱长、资深狱政管理人员、监管人员和有关专家、社会代表组成，等等。但无论哪种方式，哪些人员，减刑假释的审核工作同样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审查评议，效率问题并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只在省一级设立委员会的话，一个委员会要管全省的监狱和看守所服刑人员，其效率只会更加低下。其次，根据管理的成本，不可能每个监管部门都设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也不可能长期驻扎在监管场所参与管理，他们审核减刑假释的依据仍旧是监管部门提供的材料，“管者不裁，裁者不管，管与裁脱节”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所以，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减刑假释的权力属性没有必然的联系。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存在某些缺陷，导致了这些弊端的出现，在这里笔者想要声明的是，这些弊端的原因并不是其权力属性划分错误引起的，人民法院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完善来弥补这些缺陷，消除弊端。那么，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存在的弊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二、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中弊端之原因分析
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的弊端主要是：效率低下；管与裁脱节，工作流于形式；程序不规范，审理不透明。许多学者在探究这些弊端的原因时，论及了一些因素，但笔者认为，这些都只是减刑假释工作弊端的表现，如果非要将它们作为原因来看的话，它们也只能算作是表面原因。
（一）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弊端的表面原因：
1、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关注程度的边缘化。一直以来法院的传统观念是以审判工作为核心，把审判作为正业，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审判工作开展的，与审判工作联系不紧密的工作得不到法院领导和一般干警的重视。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法院确实是将减刑假释的权力属性归纳为审判权的范畴（这可以从人民法院将减刑假释工作划分到刑事审判庭看出来），与刑事案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随着实践深入，依照现行减刑假释的标准，法官发现无论在审理的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减刑假释都与审判活动具有很大区别，它只需要看看材料的真伪，工作没有技术含量，极为简单，业务能力不强的人就可以做该项工作，其在法院工作中的地位日渐冷落。有些人民法院虽然减刑假释案件占据所有案件数量的30％以上，但是很少甚至从来没有主动思考过，如何使这项工作有新的突破，如何发挥这项工作的最大功效。
2、缺乏独立的工作机构，配置的工作力量薄弱。大多数人民法院都将该项工作附属于某个庭室，如刑庭或者审判监督庭，没有设立独立的减刑假释工作机构。由于这些庭室都有自己传统的主要工作业务，刑庭的法官主要任务是审理刑事案件，审判监督庭主要是对错案或者可能判错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随着案件的增多，工作任务的艰巨，再加上认识上的偏差，所以无论将减刑假释工作附属于哪个庭室，他们都很有充足的力量去审核减刑假释案件，最终导致效率低下，审核流于形式。在人员配备上，业务庭室都没有为减刑假释工作配备专门办理的人员，即使配备了，也只是配备年纪已高、身体状况较差，或者业务水平不出色的人员，作为工作上的照顾。
3、缺少评估管理制度，缺乏有力的工作指导与监督。绝大部分法院对案件都有一套监督、责任追究的评估管理制度，并能根据各类案件的特点细化管理规则，指导与监督法官办案，在管理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很多法院都没有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对减刑假释这类特殊案件进行细化管理。对减刑假释案件既无质量评查标准，也无监督管理措施、激励与追究责任的制度，在管理上出现真空，缺乏有力的工作指导与监督。
（二）减刑假释工作弊端的深层次原因
许多学者和实践部门人员都将减刑假释出现弊端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上几个因素，似乎只要根据以上因素，有针对性地加强减刑假释的工作力量，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但仔细深思一下，就会发现问题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出现以上现象（即表面原因）的原因又是什么？作为法院领导不可能不想把这项工作干好，不可能不重视这项工作。特别是学界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的非议也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法院的改革也仅仅是将这项工作从这个庭换到那个庭，换汤不换药，都无法解决问题。这就说明人民法院至今都仍然没有找到问题的结症。
根据多年的减刑假释工作经验，笔者认为问题的结症就在于人民法院至今都无法确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减刑假释标准。虽然我们规定了一系列的减刑假释法律条文，但是都属于原则性条款，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因此，法官在减刑假释的过程，不知道具体要做些什么工作，如何对案件进行审裁，感到非常迷惑。没有自己的准则，没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自然也就陷入被动的地位，除了审查一些比较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外，决定减刑假释的其他标准就被动地听从于监管部门。而监管部门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自己部门利益的减刑假释标准，根据这些标准来确定是否给在押犯减刑假释和减多少刑。由于人民法院被动地听从于监管部门，法院的工作就变成了审查监管部门申报的材料是否违反粗线条的、原则性的法律规定，服刑人员是否达到监管部门制定的减刑假释标准。由于监管部门提交的材料一般都符合自己的标准，所以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的审裁过程中，就主要审查这些材料是否有假，实际上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监督者的身份上。人民法院将自己的工作任务锁定为对监管部门减刑假释工作进行监督，而法律明确规定监督工作是由检察院担任，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中也就扮演了一种很尴尬的角色。因此，在减刑假释整个过程中，人民法院就给人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
把握了这点，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的一些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在减刑假释工作的弊端中，其因果关系的逻辑结构表现如下：由于人民法院没有制定自己的标准，确定减刑假释的具体规则，所以只能根据监管部门的标准来确定是否准予减刑假释，其工作任务变成只看看材料的真假，工作变得极为简单，没有必要设立单独的工作机构，也没有必要配备业务能力强的高素质人员；由于工作上没有什么作为，所以人民法院同样也制定不出监督和责任追究的管理制度，这样的工作自然也就得不到领导的重视，除了案件的数量能够说明工作量很大外，总结不出任何其它业绩；同时由于监管部门对自身工作的改进，他们对自己制定的标准有着比较严格的把关，并且还有检察院的监督，所以报送的减刑假释案件材料，每份都是符合监管部门标准的，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减刑假释时，又以他们的标准为标准，自然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自主发言权，最后只能“照批无误”，只做形式的审查；由于只作形式上的审查，特别是减刑工作更加突出，其审理程序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程序用不着规范，服刑人员作为当事人是否参与都无所谓。
可见，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受人指责的弊端皆源于此，不认识到减刑假释工作弊端的深层次原因，无论减刑假释权分配给谁，这些弊端都无法避免；不从深层次原因入手破除这些弊端，任何改革都只是隔靴搔痒，无法取得成功。
三、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中的必要性
既然人民法院没有制定自己的减刑假释规则，完全按照监管部门的标准办理减刑假释案件，那么减刑假释是否还需要人民法院审裁？
人民法院之所以无法制定减刑假释的具体规则，是因为制定这些规则的难度很大。因为减刑假释案件具有一定“个性”的，很难制定出普遍适应的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减刑假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过于简单粗糙，过于原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实践中，什么是“立功表现”还好把握，但如何把握“确有悔改表现”难度就大了。由于立功表现的并不多，绝大多数在押犯减刑的依据都是“确有悔改表现”，如何理解“确有悔改表现”又显得至关重要。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了审查“确有悔改表现”的四个标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由于“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实践中很难量化成为客观的内容；而“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实践容易量化，同时监管部门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自然厚此薄彼，大多监管部门都将“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作为减刑的主要依据。监管部门确立的这套减刑假释标准，实践已经证明并不怎么成功（对此学者的论述甚多，笔者在此不再多述），限制了减刑假释制度在构成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
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减刑的四个标准来看，“认罪服法”排在最前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 在四个标准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应该是最小的。但是监管部门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在实践中将“劳动”标准作为最主要、最重的减刑依据，将四个标准的作用地位完全倒过来。实践中，那些老弱病残的服刑人员由于客观的身体条件，劳动分数少，就很难获得减刑假释。作为监管部门确立这样的标准，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我们无法强求哪个部门、哪个人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但立法者在制度的设计上，必须还要设立一个机关站在超脱的地位，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评议，做到公平、公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虽然主张撤销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权，但在人民法院撤离减刑假释工作之后，他们异口同声地主张要设立一个减刑假释委员会，来替代人民法院的工作。但无论这个委员会怎样组建，怎样设置，他们都不如人民法院有优势，没有谁比人民法院更能胜任这项工作。
当然，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确实不容忽视，但人民法院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来加强减刑假释工作力量，解决好这些问题，做到除弊兴利。
四、构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新格局之设想
可见，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工作中，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其工作环节是减刑假释必不可少的，不能通过撤销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权来消除现有的弊端，正确的道路是对现有的减刑假释工作进行改革，构建新的工作格局。根据上述的原因分析，笔者对构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新格局，提出以下设想。
1、设立独立的机构是前提条件。
正如笔者前面所述，人民法院要将减刑假释工作做好，工作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许多工作要求我们去做，而且是要主动地去做。就人民法院现在的情况来说，审判业务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减刑假释仍需要我们去摸索、创新，其任务比审判工作更为艰巨，需要大力加强现有的力量。再加上减刑假释案件的审核与审理案件行使审判权有着很大的区别，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人民法院很有必要对减刑假释工作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配备业务能力较高的人员。这是加强减刑假释工作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其它工作也就无从谈起，因为人民法院怎样去把握减刑假释工作仍需要摸索、总结，没有强兵干将这项工作是完成不了的，再好的设想都只是空中楼阁。
2、制定符合减刑假释审理特点的具体规则是重点，也是关键。
由于监管部门的减刑假释标准具有缺陷，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最终的裁判者，应该对“确有悔改表现”确立自己的标准，在减刑假释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这项工作是比较艰巨的，因为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规则可供我们借鉴，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停地研究、总结，为减刑假释工作创造出划时代意义的新局面。
在减刑的四个标准当中，“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监管部门已将其在日常管理中进行了量化，比较容易把握，但服刑人员是否“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就需要法官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去判断。“认罪服法”、“接收教育改造”虽然是服刑人员的主观心理活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客观现象进行分析判断。如对罚金、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有能力执行能力，而拒不交付或者赔偿的，很难说已经认罪服法了。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规范审理程序，确保案件公正。
以前对减刑假释案件只进行书面的形式审查，作为扮演一个监督者的身份，不存在审理程序规范问题。现在要对减刑假释案件做出实质性的审理，程序的规范性也应纳入改革日程。鉴于减刑案件的数量及其性质的特殊性，不可能像审理刑事案件那样来审理减刑案件。笔者认为，采取在监管部门集中审理的方式是比较合适的。在监管部门提出减刑建议之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监管部门内举行集中审理，一次审理十几个、几十个都可以，让减刑的服刑人员参与，部分其它服刑人员可以旁听，规模可大可小。这样既保证了案件的公开、公平、公正，教育了其它服刑人员，同时又加强了法官与服刑人员的接触。
4、改变工作方式，加强与监管部门协调、交流。
由于减刑假释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还得改变过去被动性的工作方式，变被动位主动，需要有更多的时间走出去调查、了解情况，建立服刑人员和相关的人员（如被害人）的信息资料库，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加强对减刑假释程序问题的研究。人民法院还应该主动与监管部门加强交流，在工作上做好协调配合。如经常出现几个监管部门同时向人民法院报送减刑假释材料，使得案件积压在一起，大大地影响了工作效率。
总之，构建减刑假释审理工作的新格局，首先要澄清认识，变形式审查为实质审理，以改革此项内容为中心，在人力保障、程序规范、部门协调上相配套，为减刑假释工作开创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