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
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
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
（2004年7月8日贵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4年9月24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2004年9月29日公布 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废物的产生，推进新型工业化，保障生态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科技进步的方针，实行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示范引导、分步实施、以人为本、环境优先的原则。
本条例所称的循环经济，是指最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减量、再用、循环”为原则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本条例所称的生态城市，是指社会、经济、文化与自然和谐的复合生态系统型城市。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服务、消费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全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编制、实施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生态园区规划；
（二）确定示范项目，推动示范区、生态园区、生态村镇和生态社区建设；
（三）制定环境、经济、生态等评价指标；
（四）制定优惠政策，建立激励机制；
（五）建立并实施考核、保障制度；
（六）明确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七）开展宣传教育、普及科普知识活动，动员公众参与；
（八）收集、整理、发布信息，定期向社会发布建设情况报告；
(九)组织、协调、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工作。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实施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工作。
第五条 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发挥各自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活动。
第二章 规 划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编制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统筹兼顾、循序渐进；
（二）突出重点、量力而行；
（三）建设与保护并重；
（四）与发挥本市的资源优势，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相结合。
第七条 编制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保持一致性和整体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调整，应当体现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原则。
第八条 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包括：
（一）总体目标；
（二）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建设等分类规划；
（三）重点发展领域和优先项目；
（四）配套措施和支撑体系。
第九条 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目标分为近期、中期、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应当解决影响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突出问题，启动高起点、高效益和见效快的示范项目。
中期目标应当完成建设循环经济产业、生态保障、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远期目标应当实现以循环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建成生态良好、布局合理、人与自然和谐的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目标的实现应当规定期限。
第十条 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其主要内容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通过后必须实施，不得擅自改变。确需调整的，应当由市人民政府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第三章 实 施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制定计划。
第十三条 鼓励和支持开展有关循环经济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国际合作，推广和应用循环经济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成果。
提倡、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参与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建设。
第十四条 根据规划需要实施的项目，确定前应当采取论证、听证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
按照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项目，有关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方案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新建的开发区、工业区必须按照生态园区的要求进行整体规划。
原有的开发区、工业区应当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优先安排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项目，逐步建设成为生态工业园区。
入园企业必须符合生态园区规划。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环境、经济、生态等评价指标，定期组织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先发展农业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和有机产品，并建设相应的基地，建立农业废物循环利用体系和农村清洁能源供应和保障体系。
第十八条 生产、销售被列入强制回收目录的产品和包装物，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回收再用。
没有列入强制回收目录的，企业在技术、经济许可的范围内，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开展利用与处理：
（一）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再利用的，必须再利用；
（二）可以再生利用的，必须进行再生利用；
（三）可以热回收的，必须进行热回收；
（四）不能利用的，必须进行符合环保要求的处理。
第十九条 禁止新建下列项目：
（一）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划的;
（二）浪费资源、能源的；
（三）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
（四）国家明令禁止的其他项目。
第二十条 禁止改建、扩建下列项目：
（一）未采用清洁生产措施进行技术改造的;
（二）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对原料使用、资源消耗、资源循环利用及污染物产生与处置等进行分析论证的;
（三）未达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
第二十一条 新建和改建、扩建项目，应当优先选用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无污染或少污染的技术、工艺和设备；优先选用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以及经过清洁生产审核或者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的产品。
第二十二条 企业在生产全过程中应当采取以下有利于循环经济的措施：
（一）企业内部推行清洁生产，对容易造成较大环境污染的原材料或能源，限期更换可替代的原材料或能源;
（二）优先采用可利用的废物，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副产品及废物综合利用率；
（三）对产品采用易回收利用、易处置或者在环境中易降解的包装，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和包装性废物的产生。
鼓励企业之间进行产业整合和物质能量优化集成，延长产业链并形成生态工业链条。
第二十三条 磷、铝、煤等矿产资源的勘察、开采，应当遵循“有序开发、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磷、铝、煤等大型企业集团应尽可能实现物质和能源的梯级利用，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废物数量。
第二十四条 鼓励、支持建立垃圾分类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垃圾分类回收、处理设施，采取措施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资源再生利用率。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绿色消费，积极培育绿色市场体系，大力推进绿色采购和社会可持续消费，提倡和促进适度消费。
实行财政拨款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应当优先采购节能、节水、再生利用产品。
新建项目、新增城市公共设施，应当使用节能、节水的产品。
鼓励、引导其他单位以及个人使用节能、节水、再生利用的产品。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年加大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投入，采取扶持措施，促进生产、消费观念、行为向循环经济模式转变。
各类城市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的有关部分，应当安排适当比例用于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项目。
征收的排污费，应当在规定的使用范围内，优先用于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示范项目。
第二十七条 对实施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或者专项报告，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实施情况。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行政管理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擅自改变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的;
（二）不按规定对规划实施评估、公布结果的;
（三）不按规定对实施项目进行论证、听证的;
（四）决定不符合规定的企业进入生态园区的;
（五）违反规定批准新建、扩建、改建项目的;
（六）不按规定采购节能、节水、再生利用产品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建设;逾期未建设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二）、（三）项规定之一的，由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第（四）项规定的，由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不使用节能产品的，由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不使用节水产品的，由节水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试论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作用与影响
洪碧华
[摘要]：近年来，非政府人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频频亮相，积极发挥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值得关注。文章阐述了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含义，探析了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维护和保障人权、提供信息、游说政府、促进国际法的制定、监督国际法的实施等方面的作用，并分析了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国际人权组织 作用 影响
一、 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内涵
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是指“各国民间的团体、联盟或者个人，为了促进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人道主义及其他人类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建立的一种非官方们的国际联合体”。
联合国给非政府人权组织下的定义是：确保人们了解他们的权利和要求权利的手段，为个人或集体受害者起诉，或支持受害者这样做，作出人权呼吁，监督、调查和报告各国的人权状况，包括使用可靠的公共程序来提出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问题，通过游说来影响与侵犯人权的国家有关的政府外交政策，动员利益集团和建立人权标准。
西方学者认为：非政府人权组织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和政治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而自身并不追求权利的私立组织。它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自治性五个基本特征。
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兴起源于西方国家，之后在非洲、南美、和南亚，大量地方性非政府人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人权领域。非政府人权组织是人权国际化的产物，也是当代国际人权事务中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的、事实上的国际行为主体。
全球最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是“大赦国际”， 成员超过150多万人，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提交500多份报告文件，并组织各种人权主题活动，给侵犯人权的国家政府施压；最小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是“香港人权监察”，只有两名专职工作人员。据统计，至少有250个非政府组织在积极从事跨国人权活动，参与国际人权法规和人道主义事务的倡议；截止1993年，至少有1500个与人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存在。随着更多的国家走上民主法治道路，这个数字将不断增加。
二、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作用
1994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报告中，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报告声明：“甚至粗略地检验非政府组织参与决策体系和联合国的运作行动，也显示出，毫无疑问，非政府组织不仅证明了《联合国宪章》第71条款内容的正确，而且它还远远超过了执行法律条款的原有范围。非政府组织具有对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询地位，有资格参加经社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的公开会议，作口头声明和提交简短的书面声明，这些声明被翻译成联合国使用的各种语言，并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传阅。”
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在数量和规模上迅速增长，在人权保障、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科学发展、疾病防治、扶贫救助、妇幼教育、体育健身及裁减军队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它们在促进国际法的编篡和制定、监督国际法的实施、参加国际诉讼程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促进或参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制定
非政府人权组织一般通过提出新的国际条约草案、参加谈判、起草条约或游说政府或政府间组织等方式促进国际人权标准或文件的制定。它们充分发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人权领域的经验和比较超然的地位等优势。经常开展演讲、发起人权运动，力争使制定出来的人权标准或文件反映其观点和呼声。如1894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积极倡导和协助日内瓦会议并促使该会议通过了《改善战地陆军伤病员待遇公约》；上世纪70年代，“大赦国际”发起一场反酷刑运动，直接推动了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通过；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有170多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环境保护组织”直接介入了起草有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1997年12月，非政府组织（NGO）努力促使122个国家在加拿大达成《关于禁止使用、储存和出售地雷的公约》；2000年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来自15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关于全球化的讨论；目前“大赦国际”正致力于敦促更多国家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希望与联合国共同构建一个国际人权保护体系。这些事件不断扩大非政府组织影响，使它从国际问题的旁观者变成全球政策的制定者之一。
（二）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务和人权监督
1、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缔约国报告程序里的作用
非政府人权组织在报告程序中的作用因程序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首先，在缔约国准备或起草国家报告阶段，它们可以鼓励或提醒国家按时提交报告，积极地促使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还可以参与报告的讨论，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协助国家起草报告。其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原名人权委员会）审查缔约国提交的报告阶段，非政府人权组织可以为人权理事会审查报告的工作提供相关的信息。第三，公开和宣传国家报告及人权理事会做出的结论性意见，监督国家是否认真实施了人权理事会的建议。第四，在缔约国没有提交报告的情况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时会综合包括非政府人权组织提供的信息做出结论。在一国政府没有向人权理事会提供它怎样考虑实施公约义务的信息的情况下，人权理事会必须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结论。这些资料当然包括官方文件中的数据和非政府渠道得来的信息。大家知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相当严重，部分官方数据往往不够真实。倒是民间组织和老百姓愿意说实话真话，面对虚假的统计数据，一位不肯造假的女职员气愤地说：“我只会生孩子，不会生数字！” 尽管官方数据有“水分”，但也不是完全不可相信，毕竟政府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大部分统计数据还是能够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决策依据。
2、在特别程序方面的作用
特别程序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起来的、与条约机构监督程序相对应的人权监督程序，它包括“1503”程序以及“1235”程序和一系列主题机制的工作组或者报告员等。“1503号程序”以及“1235号程序”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处理个人或者团体有关指控大规模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来文的程序。一般来说，在国际人权公约中，非政府人权组织是没有个人来文申诉权利的，但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1503”程序中，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提交关于“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和证据确凿的侵犯人权”的非匿名来文。对于“1503”程序，尽管它对于提供有关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可靠信息的任何人都开放，但绝大多数信息还是来源于非政府人权组织。
（三）在人权教育和宣传方面发挥作用
非政府人权组织的作用不仅仅限于促进或参与起草国际人权标准或文件和提供信息等方面，它还从事人权教育和宣传工作。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成功经验经常举办各种研讨班、培训班和国际会议，讨论国际人权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监督机制，宣传人权观念，公布国家报告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结论性意见，对于提高社会公众的人权素质起着独特的作用。号称全球最大政治舆论压力集团的“大赦国际”就经常谴责、控诉某些国家违背《公约》、践踏人权；2003年以来，“国际红十字会”和各国媒体不断揭露美国政府违背《联合国宪章》和《日内瓦公约》、错误地发动伊拉克战争，批评美军士兵在伊拉克本土和古巴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待囚犯事件。给世人包括美军士兵上了一堂生动的人权教育课。
三、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影响及其原因
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上，共有841个非政府组织的3681名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非政府组织参与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权会议。维也纳会议呼吁设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早在联合国成立初期就有人提出，1964年“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代表又提这一设想，维也纳会议上，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再提议案，每个国家都认为那是在做无用功，没想到非政府组织不停的酝酿和游说致使大会最终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授权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人权高级官员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加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原来在大会召开前，“大赦国际”丹麦分会主持了一次有关人权专家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他们一致认为人权保障与促进迫切需要一个由联合国高级官员主持的新机构，这个机构能面对大规模的人权侵犯的紧急状态迅速做出反应。当时，“大赦国际”还向联合国大会筹备会提出一份名为“面对失效”的报告，提出应设立“人权特别专员”，以使人权机制的功能得以发挥。随后，许多非政府组织的骨干分子开始游说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得到美国官方的支持是非政府组织游说国家政府取得进展的前提。
非政府人权组织不仅在人权会议上，而且在其它会议上产生影响。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宣言和行动纲领中特别强调非政府组织所要求的妇女权利、难民妇女、土著妇女和非法移民妇女的权利和反暴力的权利等方面。
非政府人权组织对联合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供大量信息。根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意监禁工作小组1995年统计：该工作组在1994年所处理的案件信息中，有97%是由非政府组织报告的（其中74%由国际非政府组织报告、23%由国内非政府组织报告）；只有3%由家庭报告的。
非政府人权组织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①为了提高国际地位，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因为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具有法律权威的政府间组织，全球几乎每个国家都是其成员国。所以，非政府人权组织要想方设法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在联合国的拥有咨询地位或者以观察员资格参会，体现自身的价值。②非政府人权组织的许多愿望和主张只有通过联合国人权机构才能实现。为了能够长期游说和施加持续性的影响，一些超级组织如 “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在联合国设有办公室和常驻联合国代表。③对联合国的人权的决策与监督、公约的制定和机构的创设等施加影响是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另一重要目标。如“大赦国际”要求联合国在其维和部队中进行人权培训和承担人权保护责任的建议就被接受。“人权观察”在2003年5月提出的防止民主刚果内部种族冲突的应急措施也被安理会采纳。
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联合国也要依赖于非政府人权组织帮助和支持。二者情同手足，难分难舍，谁也离不开谁。没有非政府人权组织的热心参与、协助和合作，联合国将很难有所作为。因为：①联合国人权机构经费紧张、人员短缺，连起码的文献资料和信息数据库都没有建立。而一些大型非政府人权组织材料齐全、信息灵敏、经费和人员充足。因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官员多次指出：“要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更多的活动，通过与之建立良好的正式关系，允许非政府组织进行口头干预及提供与人权监督有关的信息”②对于联合国认为棘手的事情，就由非政府组织充当开路先锋。联合国作为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其权利来自各个主权国家，其职能就是要为主权国家服务。由于各国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联合国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时，总是小心谨慎、消极应对，通常不敢大胆干预监督。倒是那些非政府组织纷纷站出来披露真相、谴责批评，并游说联合国有关机构采取有力措施。联合国限制主权国家的一些公约制度都是由非政府组织首先提出、并酝酿产生的。③联合国人权事务中的许多政策措施的实施需要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现有国际人权法规往往停留在宣言和决议的形式上，有的只是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和精神，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力；当国际法与国内法规定相冲突时，还会受到主权国家的抵制。这些人权公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带有政治性的指控信息。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47年成立，但主要职责只是起草文件。直到近20年来，在非政府人权组织的倡议、请求下，才逐步完善各种程序，设立特别报告人制度和人权高级专员，但仍然缺乏有效的实施监督制度。
当然，看事物都要“一分为二”，非政府组织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正如英国《新科学人》杂志所评论的：“当它们好的时候，会很好，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当它们糟的时候，会很糟，它们只顾自己，毫无责任可言。”（全文4800字）
[参考书目]
[1]周琪著：《美国人权外交政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2.
[2]蔡拓、刘贞哗《人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J]，载《国际观察》2005，1.
[3]卢芳、毛俊响《非政府组织与国际人权保护》[J]，载《法制与社会》2006，第1期.
[4] 黎尔平《NGO在中国人权事业进步中的作用》[J]，载《学会》2006，10.
[5]阮宗泽《认识非政府组织（NGO）》[J]，载于《世界知识》2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