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衢州市市区商品房预（销）售网上备案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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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证据立法模式之前我想先谈谈所谓的“模式”，也即法的模式。目前具有较大影响的法的模式论主要有三种:一是律令—技术—理想模式论,二是规则模式论,三是规则—政策—原则模式论。“律令—技术—理想模式论”是由美国著名社会法学派人物庞德提出来的。这是法的第一个典型模式。庞德认为,任何一个法都应当有三种成分构成:这就是技术成分、理想成分和律令成分。所谓技术成分,是指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规定、概念的方法和在权威性法律资料中寻找审理特殊案件的根据和方法这一点是两大法系国家立法模式的主要差异。所谓理想成分,是指法律在一定时间和地点所追求的社会秩序的理想图画。它回答的问题是,特定的社会秩序应当是什么,通过法律对社会实行控制的目标是什么等等。在对新奇案件的解决中,往往需要借助立法中的理想成分。所以,立法中的理想成分成为对法律原则进行选择和判断的基础性因素。所谓律令成分,它主要是指规则,但同时还包括原则、概念、标准及学说等等因素。规则是指对一个具体的事实状态赋予一种确定具体后果的各种律令。原则是一种用来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概念是一种可以容纳各种情况的权威性范畴。标准是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的一种行为尺度。
　　第二个法的典型模式为“规则模式论”。规则模式论是新分析法学派提出来的法律模式。其现代的代表人物是哈特。哈特在批评奥斯丁的法的命令模式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该规则模式。哈特认为,法是一个规则体系。这个规则是由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组成的。主要规则是设定义务的规则,次要规则是“关于规则的规则”。根据次要规则,人们可以通过言论和行动引入新的主要规则,取消或修改旧的规则,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决定这些规则的作用范围或控制它们的实施。由于次要规则主要是授予权利,所以这些规则又称为“授予权利的规则”。法的第三种典型的模式理论是由德沃金提出来的“规则—政策—原则模式论”。德沃金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实践的典型运行模式并不是实证主义的法律模式理论,而是由规则、原则和政策三个主要因素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论,原则和政策相对于规则而言乃处在同一个抽象的层次。但是,政策是有关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的一种政治决定,一般来说,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特点的改善,以及整个社会的某种集体目标的保护或促成问题。而原则是有关个人的权利、正义或公平的要求或其他道德方面的要求。与之不同,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在许多方面是有区别的。规则是具体的,它在适用时要么有效,要么无效。但法律原则在适用时具有灵活性。原则与原则之间会发生冲突,此时,应比较各项原则的相对分量。规则与规则之间并无所谓重要或不重要的区别问题。对规则的比较,应在规则外寻求标准,规则本身并不昭示何种标准可以评价它的重要性程度。
　　以上三种法的模式实质上分别代表了社会法学派、新分析法学派以及新自然法学派关于法的本质的理解和认识。这三种法的模式事实上也各有缺点和优点。庞德的模式论把法律理想视为法律的要素,则有助于克服执法和司法中的概念主义、条文主义或教条主义,增强法的弹性或灵活性,使法律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需要和各类形式的案件审判。但是,这种模式运行得不好,可能会导致法与非法的界限的混淆,使法失去确定性,并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宽泛化大开方便之门。哈特的规则模式论则强调了法的逻辑结构和确定性,但是它把法看作是一个封闭式的体系,容易使执法和司法走上法律条文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极端。德沃金的模式论具有庞德模式论的灵活性的优点,但是它将政策看作是法律模式的一个因素,则未必无可斟酌之处。可见,以上三种模式皆有其不足之处。为了克服这种不足,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一个试图取代以上三种模式的新模式论,此即“规则、原则、概念模式”。

　　北安市人民法院—宫晓辉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本院贵州省工作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所谓‘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

1956年9月24日，最高法院

现在把本院派出的贵州省工作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所谓“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印发给你们，希各地人民法院重视这一问题。
报告中反映了对劳改犯人“加刑”时，在法律上不区别犯罪与不犯罪，对劳改单位的送案材料不进行或不认真进行调查对证，不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审判制度进行审判，甚至只凭劳改单位送案材料，即行草率“加刑”等违法情况，根据本院的了解，在其他人民法院有些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是要通过审判活动来保卫法制的，象平坝县人民法院对劳改犯人“加刑”的作法，却是漠视了人民民主法制，这种作法显然是错误的，而且给党和国家在政治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有关的人民法院必须迅速予以检查纠正，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今后继续发生这类情况。
上述所谓“加刑”，实际上是人民法院因犯人在执行中另犯新罪或发现以前漏判的重大罪行而进行的审判，这种审判称之为“加刑”是不妥当的，人民法院对于犯人在执行中另犯新罪案件的审判，同样必须按照审判程序进行，即：经由人民检察院起诉后，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公开审理、陪审、合议、辩护、回避等项审判制度进行，并且应该切实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
对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以来已决犯的“加刑”案件，各地人民法院可依照今年7月全国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联席会议的精神，与公安、检察机关协商后，结合这次复查案件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发现判决“加刑”确有错误的，应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加以处理，并将处理情况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汇总后报告本院。
各高级人民法院如认为需要时，可将本通报转发有关机关参考。

附：关于平坝县人民法院处理平坝农场劳改犯人“加刑”案件情况的报告
根据平坝县人民法院统计，从本年1月到6月22日，平坝农场提请“加刑”的劳改犯人共40人（40件案件），占全场劳改犯人总数的4．3％，在这40件案件中，尚未处理的1件，决定不“加刑”的8件，判决加刑的31件，被“加刑”的犯人共31人，占全场犯人总数的3．3％。
我们就平坝县人民法院关于劳改犯人“加刑”案件30件进行了检查，除其中有6件法院认为不能构成犯罪，退回农场，未予“加刑”外，其余24件经法院判决“加刑”的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平坝农场提请“加刑”的案件，多数是在定期评比中采取了对犯人“算总帐”的办法提出的。法院在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内，不论过去的、现在的、已处理的、未处理的、犯人自己检讨的、别人揭发的事实，也都一律罗列进去。每个判决书上犯人的犯罪事实少则4、5条，多则10余条；很难看出判刑的主要根据是什么。这些事实除少数外，都不能构成犯罪。
（2）连续“加刑”的犯人在“加刑”案件中所占比例很大。24件判决“加刑”的案件中，“加刑”2次的8件、“加刑”3次的1件，“加刑”4次的1件，共10件。占全部“加刑”案件的41％。其中石邦富（军人，因贪污被判刑）原判一年半徒刑，其后“加刑”4次，成了无期徒刑（前三次不是平坝县法院加的）。他被“加刑”的原因就是因“加刑”后思想抵触，对立情绪严重，因而逃跑，辱骂干部、抗拒劳改，说怪语，破坏工具，侮蔑政府，不服管理等。越“加刑”，对立情绪就越厉害。
（3）犯人被“加刑”后，上诉的很少。24个“加刑”案件的犯人中表示上诉的只有一人，没上诉的有23人。没上诉的主要原因，是犯人明知量刑过重，或事实不符，但因怕提出上诉被认为不老实，就不敢提。另外是因为不懂法律或法院对上诉权利交代得不够清楚。如法院干部告知说：“你看判决有和事实不符的地方，可以上诉。”犯人认为事实没有大的出入（他们不知道这些事实是否算作犯罪），所以虽对量刑有意见也就不再上诉了。
对判决“加刑”的24件，经我们两次逐件讨论研究，认为真正应该“加刑”的只有5件，占“加刑”案件总数21％；不应该“加刑”的有15件，占62％；事实不清无法认定的4件，占17％。
在应该“加刑”的5件中，有的是进行脱逃或组织脱逃；有的是劳改中连续偷窃多次，数额又较大；有的是公开抗拒劳动，不服管教而情节又比较严重或确属故意破坏生产的。如政治土匪案犯张昌凡在劳动中乘机脱逃，被追回后，结合他平日表现（讲怪话，违犯操作规程等）“加刑”二年。
不应该“加刑”的15件，从情节上看，大都是生产完不成计划，干活质量差，劳动不积极，说过些落后的、反动的话，数量极小的小偷小摸等。其中一部分只能根据劳改条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给以行政处分，另一部分连受行政处分也不够条件，只是批评教育问题，但也都“加刑”了。如烟毒案犯孙定荣挖花生时丢了花生75颗，水田加工只完成计划75％，偷移椿号，谎报生产成绩，中耕旱稻时拔掉了旱稻20多窝，捉虫未捉净，运稻草时把稻草撒在路上，因而被“加刑”半年。又如烟毒案犯李光宇爱讲点怪话，劳动中有些偷懒，偷过12两多烤烟。吃猪肉时把一块有毛的肉皮丢在地上用脚踏住，别人问他时，他说：“踏的是猪毛”。（无法认定是故意）因而认定该犯“一贯不认罪服法，公开抗拒劳动改造，进行造谣煽动，侮辱人民领袖”，加判该犯徒刑二年。
事实不清，无法认定是否犯罪的4件，都是口供与判决有很大出入，又未从侧面查对材料，因而很难断定是否应该加刑。如土匪案犯袁伯凯，判决认定多次行窃，屡教不改，但据他本人说，所认定偷窃的物品，有的是自己捡来的破烂，有的是别人掉了被捡起的，有的并无其事。地霸案犯李应康，原判认定挖断了墙壁中的竹片，企图逃走，但证人的证言前后不符，有关事实也未查清，李犯又坚不承认，因而无法认定。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客观上由于农场部分干部本身有单纯惩罚观点，所反映的某些材料不够实事求是；全部“加刑”案件都未经过检察院起诉；法院干部少（只9人），无力对每个案件直接进行查对。主观上除法院领导上坚持原则不够，法院干部从肃反以来产生了某些盲目重判的情绪外，从平坝县法院处理劳改犯人“加刑”案件的情况来看，在事实认定上，适用法律时犯罪与不犯罪的界限上，贯彻审判程序上也还有以下几个重大的缺点：
（1）犯罪与不犯罪的界限不清，把一些显然不能构成犯罪的行为当成犯罪。
从判决所列举的事实上看，大致可分以下四类：甲、生产方面：未完成生产计划，过失损坏生产工具，不听从指挥，干活质量差，谎报点成绩，而这些消极的或积极的行为又都是很轻微的；更轻微的如掉了几穗谷子，几个虫没捉，也都列了进去。乙、日常表现方面：因生活或其他问题不满，讲怪话、发牢骚、讽刺谩骂，说反动话，与干部顶嘴，吃饭扔掉了几颗谷子，说了句“吃不饱”（前一段粮食定量供应时吃不饱确是事实）等，但也都是比较轻微的行为。丙、轻微犯罪、违法行为：偷些吃的或零星的生活用品；消极怠工或偶而反抗不出工；没有造成伤害的打架等。
丁、已经构成犯罪的：这方面的为数不多。如逃跑或组织逃跑；有一定程度损失的故意破坏；公开带动抗拒劳动，屡教不改；行凶等。以上四类除最后一类可以判刑外，其余三类都不能构成犯罪，而是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的问题，但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却往往认为是犯罪而予以判刑。
（2）不区别故意与过失，把过失都认为是故意，因而把不少尚未构成犯罪的过失行为都认为是故意破坏。如因疏忽，生产了一些不合规格的产品，锄掉了几株庄稼，损坏了一些工具，统统被认为是“故意”破坏。这类例子是很多的。
（3）很多事实未经过查对，特别是忽略了从有利于被告人方面进行了解，以至有些案件认定事实缺乏足够的根据就草率判刑。如犯人肖章灿被认定用热水冷却蒸馏水，蓄意破坏，但据肖犯谈，因他一人兼管帐目、护理等工作，换水不勤，至冷水变成温水并未用热水冷却（还有些其他情节，从略）。法院对这个重要事实未查对清楚，就判了刑。
（4）没有认真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各项审判制度，在审判程序上存在着很多重大缺点。从抽查的30件案件中来看，除退回6件外，24件中只有1件在程序上基本合法。其余23件全部没经过辩护；没公开审判；有19件无合议庭记录；9件无陪审员署名；19件判决书署名不合法（包括署名人并未讯问、一人自问自记、院长未审即署名等）。突出的是其中17件都是农场管教股干部自讯、自记、自己拟判，法院只出了个名。另外，查阅的30件案件，均未经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人员去农场调查案件时，也未说明自己的身份。因此据个别犯人谈，是否法院问过他们，还闹不清。当然，全部实现正规的审判程序是有不少困难的，如法院很难找到辩护人，提讯犯人因离农场远，有一定困难，都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实行陪审、合议、公开审判等制度，还是可以作到的，而法院对这些也并未认真贯彻实行。
由于盲目“加刑”的结果，在劳改犯人中已经造成很坏的影响：被“加刑”的犯人思想不通；部分犯人对立情绪极为严重，如恶霸案犯韩杜氏曾三次被判“加刑”，越“加刑”，抵触情绪越严重。在第二次“加刑”后，竟公开诽谤政府的某些政策，破坏庄稼，大吵大闹。第三次“加刑”后。她说：“我是个挂了黑牌的犯人，再争取也得不到干部的信任。”不少未被“加刑”的犯人产生恐惧心理，暗地表示不满。如有的犯人说：“‘加刑’如喝冷水，减刑如上青天。”有技术的犯人不敢说自己有技术，怕作技术工作出了事故被认定为“蓄意破坏”。总之，草率“加刑”的问题如不迅速解决，我们在政治上将会受到不少的损害。因此，我们建议：
（一）结合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所布置的复查案件及最近中央决定清理监狱、看守所、劳改队的工作，对去年肃反以来的劳改犯人的“加刑”案件及留场人员的判刑案件，进行一次普遍的检查。
（二）今后劳改犯人另犯新罪的案件应该经过检察院起诉。
（三）劳改犯人如犯新罪，法院决定交付审判时，应该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的规定进行审判。
（对平坝农场的“加刑”案件，第一次是根据案情摘要在平坝农场研究的，除工作组同志外，部分案件还有省劳改局李科长参加；第二次在省院研究时，有携卷来省的平坝县院袁副院长、省院蒋副院长、刑庭石庭长及研究室同志共同参加。初稿写出后，曾征求省公安厅、劳改局、司法厅、省院叶院长、蒋副院长的意见。又作了修改，回到本院后，又作最后修改。并此说明）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