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精算报告编报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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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精算报告编报有关事项的通知
关于精算报告编报有关事项的通知
保监发〔2010〕15号
各人寿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养老保险公司：
2009年12月22日，财政部印发了《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对于会计口径的保费收入和准备金计量进行了规定。为适当分离会计规定和监管要求，确保保险经营和保险监管的平稳，经研究，我会决定精算报告相关制度暂维持原有规定，并对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精算报告中涉及保费收入的，均按业务口径确认，即保险公司签发保险合同、收取保险费的，均确认为保费收入。
二、精算报告中涉及责任准备金的，均按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有关精算规定要求提取。
三、保险公司决定分红保险红利分配政策，进行内含价值评估、利源分析，均应以精算报告责任准备金为基础进行。
四、精算报告中涉及税务问题的，应遵循实际或预期的税收政策。
五、精算报告第五部分《偿付能力报告》遵循《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保监会令〔2008〕1号）及中国保监会颁布的相关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如有修订，遵照执行。
请各公司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应及时报告我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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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晓青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著作权法 民主文化 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
内容提要: 著作权法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其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关注信息自由、教育利益和知识的扩散与效用等方面，而这些利益涉及自由与民主社会的本质问题。换言之，著作权法具有促进民主文化目标的主旨。著作权法增进民主文化目标的基本机制是通过表达自由实现言论自由。
在知识产权法的制度结构中，对社会民主文化的考虑越来越重要。作为知识产权法重要组成部分的著作权法也一样。就著作权法中的公共利益而言，它体现在通过促进我们的公共教育、自由的自我创造、活跃的文化争鸣与交流来繁荣我们的民主文化制度。本文主要探讨著作权法民主文化目标及其作用机制，希冀对推动著作权法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一、著作权法对民主文化目标的增进
著作权法服务于促进重要的公共利益，如学术争鸣、公共教育、表达的多样性等，而其中很多没有反映在传统的著作权法中。著作权法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关注信息自由、教育利益和知识的扩散与效用等方面，而这些利益涉及自由与民主社会的本质问题。著作权立法和司法保护都不可能不对这些重要的公共利益问题予以重视。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和 1790 年《著作权法》的起草者即认为，印刷资料市场知识的扩散和观点的交流对民主自由的增进是关键性的。他们认为以著作权为支撑的国家创作物市场对于防止政府的不适当干预、繁荣民主文化方面是决定性的[1]。立法者确信著作权法对于知识扩散的支持、对自由宪法的维持是本质性的。
确实，作为实现社会文化教育利益的工具，著作权法除了对作者利益的调控功能外，还具有对社会利益的调控功能。为了鼓励学习、促进艺术，维持和发展我们的文化，法律以著作权的形式授予作品创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主体控制对其作品的使用和处置的专有权。著作权保护的形式多样，因为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各种形式都可以获得著作权。与专利法不同的是，著作权法鼓励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之上，就同一特定思想或者主题创作出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著作权法可以看成是我们社会的文化方面的法律。特定时代的文化质量主要依赖于智力和艺术创造物，这一质量又深受对它们的创造者的肯定、保护和鼓励的影响。著作权保护提供了作品创作和传播的激励。著作权与思想、信息和知识的表达、传播关系密切。国外有的著作权专家指出，思想是信息、信息是知识，而知识是文化的一部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著作权法涉及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它不能专注于作者的利益，而应顾及广大使用者的相关利益[2]。如著作权法规定的为教育目的而自由使用作品的问题，就体现了对发展教育这种公共利益的保障。著作权法在促进民主和自由表达方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法院由于过度地关注著作权人的权利而忽视了对于公众利益的保护，就会威胁到公民参与市民社会活动的能力。著作权人以外的人虽然以言论自由价值作为扩大使用的理由，但言论自由价值本身在著作权法中并没有直接体现，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目标。
认识著作权法通过增进民主文化目标而实现的公共利益，自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和认识层面理解。值得注意的一种观点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强调在公共利益和不受约束的市场之间的不一致性。有时他们试图通过定义交易成本问题而在市场范例中来界定公共利益，有时借用二分法来表达，认为即使著作权法确认了财产因素，二分法也对私人所有权进行了限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还主张在限制著作权表达多样性的案件中，即使给予一个宽泛的财产权，它也能通过使出版者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更好地作出投资选择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
确实，表达多样性是著作权法增进的重要的民主文化目标，如著作权法中对独创性的要求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表达多样性离不开一个相对强悍的著作权。不过，支持相对强悍的著作权的民主范式立足于著作权法确保原创表达的创作和传播这一重要的和独立的部分[3]。这些重要和独立的部分在著作权法中表现为对作者和出版者专有权的确认和保障。
二、著作权法增进民主文化目标的基本机制
1. 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及其在著作权法中的地位
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价值，也是通向民主社会的必要保障。宪法学者甚至将其视为民主社会得以确立的前提。认识著作权法增进民主文化的功能，需要进一步认识其增进言论自由的公共利益。言论自由几乎总是作为著作权法中的社会目标，甚至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个人财产权过度保护倾向也源于对个人特别是作者的关注。当然，也有些法院在著作权案件中对于言论自由的考虑比较少，而这对于著作权法中公共领域的设立也是一个挑战。著作权法中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于，它维持了社会的民主过程，或者说对信息的分配作出了贡献。这表明，著作权法与宪法确保的言论自由也存在利益平衡关系。
在认识著作权法增进言论自由时，首先需要明确著作权法对“表达自由”的确保，因为表达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基础，与言论自由存在特别密切的联系。所谓表达自由，包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自由以及通过发表等形式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表达自由是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也是广义上的言论自由的内容之一。按照 1789 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 4 条的规定: “自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有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表达自由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它在实现个人自治和增进自由民主社会的目标方面的重要价值具体表现为: “第一，表达自由是确保个人实现自我充分发展的本质性范畴; 第二，它是拓展知识和发现真理的本质方法; 第三，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参与决策的本质要求。”[4]
“表达自由和版权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传统版权法为维护表达自由的宪法价值，通过合理使用制度对其进行有机的协调”[5]。易言之，为确保表达自由，作品著作权受到了限制，通过著作权法由著作权人控制作品的使用也受到了限制，否则会损害著作权法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目标。例如，探讨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就是增进表达自由的重要制度。通过这种“二分”，思想得以自由地传播和使用。设想一下，如果思想可以由著作权人控制，表达自由的实现将是不可能的。表达自由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利益大于著作权人的个体利益的角度加以认识。表达自由从形式上看属于公民的个体权利，在实质上则反映和体现了公共利益，是著作权法增进的极为重要的价值和公共利益。基于表达自由的重要性，著作权法在对著作权人利益进行保护时，只能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对公民的表达自由予以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具有有限性，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的价值为目标。
应当说，表达自由或者说自由表达，与言论自由一样是一种宪法性的权利。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文化、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所从事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帮助和鼓励。《宪法》明确了从事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一规定也是中国制定《著作权法》的依据。智力创作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活动，也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著作权法通过对智力创作的保护，隐含了对自由表达的鼓励和保护，因为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独占权利的保护是以确保创作自由为前提的，著作权人的独占权利不会成为创作活动的障碍。现代的著作权法重视公共教育，关注民主政治需要的原创作品。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确认的那样: “立法者试图表达的是，著作权本身是自由表达的引擎。”
实际上，自由表达亦可以像言论自由一样从人权的角度理解。很多国家的宪法和一些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都有对自由表达权利的确认。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此项权利包含主张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第 2 款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此项权利包含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 11 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所有公民除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对滥用自由应负责外，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
表达自由成为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面探讨的言论自由，是一种政治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简单地说是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各项问题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从广义上看，言论自由不仅包括以语言的形式发表思想和见解的自由，也包括以文字形式表现的自由。从著作权法保障表达自由的角度看，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艺术自由、出版自由等都属于创作者的自由。著作权这种专有权的授予旨在促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由此保障了创作者表达自由的实现。同时，著作权法的激励与接近的平衡机制确保了社会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接近，使垄断权的授予不致构成对言论自由的障碍。这种“接近”就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描述的一样，不仅包括“说”和“读”，而且还包括“听”和“印”，是一种对作品的接近权或者说进入权[6]。言论自由权和著作权具有密切的联系，联系的基点就是它们都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有关，只是侧重点不同———前者注重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后者注重自由的宪法利益。在一般的言论自由理论上，不需要以纯粹的个人主义权利方式加以说明，因为言论自由的正当性通常总是与真理、进步和社会效用的重要性相关。言论自由本身是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促成民主社会的手段，而且是因为，当个人能自由地表达自己时，在一定的意义上实现了人的本质。显然，言论自由价值在这里是作为社会利益方面而不是个人权利方面加以考虑的。
2. 著作权法中言论自由利益的历史考察: 以《安娜女王法》为起点
著作权和言论自由权都起源于印刷、出版图书的出版商的产生。没有出版社既不会有著作权，也不会有对出版的控制。从著作权法的历史看，在印刷特权时代，图书出版商对图书的垄断与作品出版前的政府审查制度相结合，这使得作者的权利和言论自由都无法得到保障。在英国，早期文具商公司著作权和它在政府审查制度中的作用不幸地被当成著作权历史的来源。英国的统治者发现了可以通过出版特许来控制宗教和政治，这造成了早期英国殖民者把确立言论自由权作为法律原则放在新的国家适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确立了对自由权的保护，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集会和请愿自由等。早期文具商的著作权被作为审查的工具。著作权在审查中的作用是工具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因为在性质上它是一种私人财产概念，是独立于政治性的政策，并且只是在后来才进入政府服务中。自1662 年许可法被废除后，它作为政府审查的工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文具商公司著作权的终结意味着存在新的图书贸易的法律。但由于新的法定著作权的功能与过去的著作权在很大程度上相同，人们可以推定国会在制定它时关注的不仅是作为垄断的工具，而且是作为审查的工具。
《安娜女王法》反映了直接对图书本身的垄断和书商对图书贸易的控制。该法从多方面体现了关注图书之接近权，如对图书的价格控制、将图书分别提供给九个不同的图书馆、阻止以外文出版的作品进口等。从该法的规定看，其真正用意并不是要否定书商的垄断权，而是要确保我们今天称之为为了公共利益的言论自由权利。该法的起草者看到了著作权立法“通过使公众获得出版的图书来确立鼓励学习的目的”。并且，立法者创制了将言论自由价值融进著作权概念的原理———如接近之权利，这在该法中对公共领域的创造中也有表达。
应当说，《安娜女王法》对封建特许出版和图书审查制度的废除体现了对作者权利的保障、对作品自由传播和表达自由的法律价值的追求。后来，著作权法在世界上的通行而发展的一系列著作权原则，如合理使用原则、有限垄断原则、保留公共领域原则、保护作者的原则、进入权原则等，都体现了各国宪法对所确立的言论自由的保障。著作权法早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著作权和言论自由价值的相关性。不过，在著作权法发展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著作权和言论自由的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当侵权诉讼中被告提出抗辩理由时，通常的推定是偏向于著作权保护方面，而没有直接考虑言论自由。这可能是因为著作权理论比言论自由理论要早，也有可能是因为在传统的著作权法中没有形成鲜明的言论自由观念。例如，直到晚近美国的最高法院才在著作权的氛围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言论自由权包括听的权利、说的权利、阅读的权利和印刷的权利———即一种接近权。还有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著作权和言论自由利益是公众接近的权利，著作权法中的言论自由的实质性价值是对著作权资料接近的权利，而作品的出版保障了这种接近。不过，由于著作权延伸到没有出版的现代通讯技术资料，公众接近的言论自由仍有不能实现的危险。
3. 言论自由权在著作权法中的实现
从直觉上看，著作权法和言论自由利益是相冲突的，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权是对作品使用和传播的直接限制和控制。例如，就美国《宪法》的言论自由与著作权条款的规定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应该制定任何……削减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法律”。同时，《宪法》规定国会有权通过确保作者和发明者在有限时间内对他们各自的创作物和发明享有专有权而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的进步。表面上看，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实际上，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包含了言论自由价值。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涉及的一些政策，如促进学习的政策、维护公共领域的政策和保护作者的政策，这与言论自由权利是一致的，并且是其实质性方面。授予作者专有权，在事实上并没有削减一般公众的自由表达的言论自由权。即使像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的言论自由价值在著作权理论中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著作权法的实施中可以认为仍然有相当价值。由于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与著作权条款部分涉及同一标的———作品，著作权法不包含言论自由价值避免了美国《宪法》两方面规定的潜在冲突。美国《宪法》著作权条款中的言论自由价值被认为是实施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价值。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主要的言论自由权利是言论和出版的权利; 著作权条款中主要的言论自由价值是公众听和阅读的权利。不过，虽然著作权条款包含言论自由价值，它却没有创造言论自由权利。
还如，加拿大的《权利法案》一方面规定，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地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以享受艺术与分享科学进步的利益; 另一方面规定，每个作者都有权维护科学、文学及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利益及物质利益。作为垄断作品使用与传播的著作权与思想、信息自由扩散的言论自由权利看似是冲突的，然而著作权与言论自由在促进思想的自由传播这一根本点上存在一致性。这个一致性确保了著作权法可以通过一定制度设计平衡和协调这两个冲突的利益和目标，使著作权法在言论自由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言论、出版自由等思想表达自由在著作权法中，可以通过确立社会公众的进入权来加以保障。这里的社会公众的进入权，是社会公众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自由地使用作品、自由地获取与传播知识、信息、交流思想的权利与自由。进入权是宪法限制言论自由权的滥用以确保公共利益的思想在著作权法中的体现和保障，它主要是通过在著作权中设立权利限制的途径来实现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也是确保进入权的重要原则。根据美国著名著作权学者 Nimmer 的研究，二分法也是协调言论自由权与著作权保护的重要原则。理由是，思想不受限制能够保障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从思想的传播和表达中受益，而对表达形式的专有权则能够为著作权人从事智力创作活动提供经济上的激励。他得出的结论是，应从宪法的层面限制著作权而不是为保护表达自由而扩张合理使用原则[7]。特别是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保障了为个人学习、研究目的，为评论、新闻报道目的，为科学研究、教育、图书馆使用等目的而使用著作权作品的自由，使社会公众能够必要地参与分享作品带来的利益。进入权在著作权法中的确立，无疑平衡了著作权与言论自由利益。
甘肃省天水市人民政府
天政发〔2008〕84号
天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水市武山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天水市武山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6月17日市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知，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四日
天水市武山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保护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水帘洞石窟拉梢寺进行保护以及在保护范围内游览、考察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原则。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水帘洞石窟拉梢寺及其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重点保护区（核心区）及一般保护区（缓冲区）内的基本建设不得对文物及其环境造成损害。
第四条 武山县水帘洞石窟文物保护管理所（以下简称水帘洞文管所）在市、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市、县文化文物、公安、规划、建设、国土、林业、环境保护、旅游、工商等部门和海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工作。
第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把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城乡建设总体规划。
第六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和管理工作所需经费主要由国家和省、市、县财政分别予以保障。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支持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管理机构吸收捐赠、赞助等用于保护文物和发展文化产业。
用于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和管理的拨款、事业性收入以及其他资金，应当依法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支持国内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七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对象包括：
（一）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的洞窟建筑、窟前木构建筑、寺院建筑及遗址；
（二）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摩崖及窟内造像、壁画、碑刻以及构成摩崖、洞窟整体的其他部分；
（三）水帘洞文管所收藏、保管、登记注册的文物藏品和重要资料；
（四）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的地下文物；
（五）构成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整体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
（六）其他应当依法保护的文物和资料。
第八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范围分为重点保护区（核心区）及一般保护区（缓冲区）。
重点保护区（核心区）范围:以水帘洞石窟拉梢寺大佛为中心，东至笔尖峰山体东坡下，西至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所在山体的西坡下，南至响河沟中心线，北至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所在山体绕至水帘洞石窟拉梢寺、天书洞所在山体北坡，沿响河沟北侧山脊分水岭。
一般保护区（缓冲区）范围:东至响河沟出口龙榆路处，西至徐家河，南至说法台，北至后巷里。
第九条 为保护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自然环境、历史风貌，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之外可以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其范围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
市文化文物出版局应会同市、县国土、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政府制定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设置永久性保护标志和界碑，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和损毁。
第十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工作应按照依法批准的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规划实施。
编制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规划应当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相衔接。
第十一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重点保护区（核心区）内禁止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一般保护区（缓冲区）内禁止建设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工程。
因特殊需要进行的工程建设，应当依法定程序报经国家文物局同意，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应当与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历史和环境风貌相协调。
第十二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和活动：
（一）在文物、建筑物、构筑物、保护设施上乱涂、乱写、乱刻、乱画、攀登、翻越；
（二）在设有禁止拍摄标志的区域内进行拍摄活动；
（三）擅自测绘文物、建筑物、构筑物；
（四）采沙、采石、取土、取水、开荒、修坟、伐木、狩猎、放牧、焚烧、野炊；
（五）擅自占用或者破坏植被、河流水系、道路和乱倒垃圾；
（六）运输、遗弃或者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
（七）其他可能损毁或者破坏文物、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环境风貌的活动。
第十三条 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建设工程，事先应当依法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在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的，应当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制定文物保护方案；在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的，建设单位应当立即停工，保护现场和文物安全，及时通知水帘洞文管所或者市文化文物出版局。
第十四条 因建设工程而进行的考古调查、勘探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第十五条 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擅自发掘文物。确需进行的考古发掘，应当依法办理批准手续，由省文物局组织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实施。
第十六条 水帘洞文管所应当科学确定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旅游环境容量，对开放洞窟限制游客数量，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
第十七条 水帘洞文管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配备防火、防盗、防虫、防自然损坏等设施，确保文物安全，保护其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不受损害。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对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和科学保护技术的研究、应用。
第十八条 水帘洞文管所应当负责石窟及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加或者拆除文物。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对石窟文物进行修缮、保养。对文物进行修缮时，应当依法办理报批手续，其设计、施工、监理等应当由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十九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除可以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不得改作其他用途。
第二十条 水帘洞文管所应当建立文物记录档案并依法备案。文物的出入库、提取使用、调拨、交换和借用必须按照法律、法规或者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二十一条 水帘洞文管所对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和科学保护技术的研究成果，以及由其提供资料制作的出版物、音像制品等，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知识产权。
第二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制作出版物、电影、电视剧以及专业录像和专业摄影需拍摄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的，应当根据文物的级别依照法定程序报经国家文物局或者省文物局批准后，在水帘洞文管所工作人员的监督下进行。
第二十三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摹、复制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的，应当根据文物的级别，经国家文物局或者省文物局批准，并由水帘洞文管所监制。
第二十四条 申请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事先征得水帘洞文管所的同意，并办理有关手续后在指定的场所经营。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的义务，对损害、破坏拉梢寺文物和历史风貌、自然环境的行为有权阻止、举报。
对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或省文物局予以表彰。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文物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工作人员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和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键词: 著作权法 民主文化 表达自由 言论自由
内容提要: 著作权法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其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关注信息自由、教育利益和知识的扩散与效用等方面，而这些利益涉及自由与民主社会的本质问题。换言之，著作权法具有促进民主文化目标的主旨。著作权法增进民主文化目标的基本机制是通过表达自由实现言论自由。
在知识产权法的制度结构中，对社会民主文化的考虑越来越重要。作为知识产权法重要组成部分的著作权法也一样。就著作权法中的公共利益而言，它体现在通过促进我们的公共教育、自由的自我创造、活跃的文化争鸣与交流来繁荣我们的民主文化制度。本文主要探讨著作权法民主文化目标及其作用机制，希冀对推动著作权法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一、著作权法对民主文化目标的增进
著作权法服务于促进重要的公共利益，如学术争鸣、公共教育、表达的多样性等，而其中很多没有反映在传统的著作权法中。著作权法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关注信息自由、教育利益和知识的扩散与效用等方面，而这些利益涉及自由与民主社会的本质问题。著作权立法和司法保护都不可能不对这些重要的公共利益问题予以重视。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和 1790 年《著作权法》的起草者即认为，印刷资料市场知识的扩散和观点的交流对民主自由的增进是关键性的。他们认为以著作权为支撑的国家创作物市场对于防止政府的不适当干预、繁荣民主文化方面是决定性的[1]。立法者确信著作权法对于知识扩散的支持、对自由宪法的维持是本质性的。
确实，作为实现社会文化教育利益的工具，著作权法除了对作者利益的调控功能外，还具有对社会利益的调控功能。为了鼓励学习、促进艺术，维持和发展我们的文化，法律以著作权的形式授予作品创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主体控制对其作品的使用和处置的专有权。著作权保护的形式多样，因为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各种形式都可以获得著作权。与专利法不同的是，著作权法鼓励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之上，就同一特定思想或者主题创作出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著作权法可以看成是我们社会的文化方面的法律。特定时代的文化质量主要依赖于智力和艺术创造物，这一质量又深受对它们的创造者的肯定、保护和鼓励的影响。著作权保护提供了作品创作和传播的激励。著作权与思想、信息和知识的表达、传播关系密切。国外有的著作权专家指出，思想是信息、信息是知识，而知识是文化的一部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著作权法涉及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它不能专注于作者的利益，而应顾及广大使用者的相关利益[2]。如著作权法规定的为教育目的而自由使用作品的问题，就体现了对发展教育这种公共利益的保障。著作权法在促进民主和自由表达方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法院由于过度地关注著作权人的权利而忽视了对于公众利益的保护，就会威胁到公民参与市民社会活动的能力。著作权人以外的人虽然以言论自由价值作为扩大使用的理由，但言论自由价值本身在著作权法中并没有直接体现，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目标。
认识著作权法通过增进民主文化目标而实现的公共利益，自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和认识层面理解。值得注意的一种观点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强调在公共利益和不受约束的市场之间的不一致性。有时他们试图通过定义交易成本问题而在市场范例中来界定公共利益，有时借用二分法来表达，认为即使著作权法确认了财产因素，二分法也对私人所有权进行了限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还主张在限制著作权表达多样性的案件中，即使给予一个宽泛的财产权，它也能通过使出版者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更好地作出投资选择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
确实，表达多样性是著作权法增进的重要的民主文化目标，如著作权法中对独创性的要求就是一个重要方面。表达多样性离不开一个相对强悍的著作权。不过，支持相对强悍的著作权的民主范式立足于著作权法确保原创表达的创作和传播这一重要的和独立的部分[3]。这些重要和独立的部分在著作权法中表现为对作者和出版者专有权的确认和保障。
二、著作权法增进民主文化目标的基本机制
1. 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及其在著作权法中的地位
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价值，也是通向民主社会的必要保障。宪法学者甚至将其视为民主社会得以确立的前提。认识著作权法增进民主文化的功能，需要进一步认识其增进言论自由的公共利益。言论自由几乎总是作为著作权法中的社会目标，甚至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个人财产权过度保护倾向也源于对个人特别是作者的关注。当然，也有些法院在著作权案件中对于言论自由的考虑比较少，而这对于著作权法中公共领域的设立也是一个挑战。著作权法中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于，它维持了社会的民主过程，或者说对信息的分配作出了贡献。这表明，著作权法与宪法确保的言论自由也存在利益平衡关系。
在认识著作权法增进言论自由时，首先需要明确著作权法对“表达自由”的确保，因为表达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基础，与言论自由存在特别密切的联系。所谓表达自由，包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自由以及通过发表等形式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表达自由是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也是广义上的言论自由的内容之一。按照 1789 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 4 条的规定: “自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有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表达自由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它在实现个人自治和增进自由民主社会的目标方面的重要价值具体表现为: “第一，表达自由是确保个人实现自我充分发展的本质性范畴; 第二，它是拓展知识和发现真理的本质方法; 第三，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参与决策的本质要求。”[4]
“表达自由和版权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传统版权法为维护表达自由的宪法价值，通过合理使用制度对其进行有机的协调”[5]。易言之，为确保表达自由，作品著作权受到了限制，通过著作权法由著作权人控制作品的使用也受到了限制，否则会损害著作权法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目标。例如，探讨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就是增进表达自由的重要制度。通过这种“二分”，思想得以自由地传播和使用。设想一下，如果思想可以由著作权人控制，表达自由的实现将是不可能的。表达自由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信息自由流动的社会利益大于著作权人的个体利益的角度加以认识。表达自由从形式上看属于公民的个体权利，在实质上则反映和体现了公共利益，是著作权法增进的极为重要的价值和公共利益。基于表达自由的重要性，著作权法在对著作权人利益进行保护时，只能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对公民的表达自由予以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具有有限性，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的价值为目标。
应当说，表达自由或者说自由表达，与言论自由一样是一种宪法性的权利。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文化、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所从事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帮助和鼓励。《宪法》明确了从事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一规定也是中国制定《著作权法》的依据。智力创作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活动，也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著作权法通过对智力创作的保护，隐含了对自由表达的鼓励和保护，因为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独占权利的保护是以确保创作自由为前提的，著作权人的独占权利不会成为创作活动的障碍。现代的著作权法重视公共教育，关注民主政治需要的原创作品。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确认的那样: “立法者试图表达的是，著作权本身是自由表达的引擎。”
实际上，自由表达亦可以像言论自由一样从人权的角度理解。很多国家的宪法和一些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都有对自由表达权利的确认。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此项权利包含主张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第 2 款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此项权利包含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 11 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所有公民除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对滥用自由应负责外，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
表达自由成为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面探讨的言论自由，是一种政治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简单地说是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各项问题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从广义上看，言论自由不仅包括以语言的形式发表思想和见解的自由，也包括以文字形式表现的自由。从著作权法保障表达自由的角度看，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艺术自由、出版自由等都属于创作者的自由。著作权这种专有权的授予旨在促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由此保障了创作者表达自由的实现。同时，著作权法的激励与接近的平衡机制确保了社会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接近，使垄断权的授予不致构成对言论自由的障碍。这种“接近”就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描述的一样，不仅包括“说”和“读”，而且还包括“听”和“印”，是一种对作品的接近权或者说进入权[6]。言论自由权和著作权具有密切的联系，联系的基点就是它们都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有关，只是侧重点不同———前者注重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后者注重自由的宪法利益。在一般的言论自由理论上，不需要以纯粹的个人主义权利方式加以说明，因为言论自由的正当性通常总是与真理、进步和社会效用的重要性相关。言论自由本身是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促成民主社会的手段，而且是因为，当个人能自由地表达自己时，在一定的意义上实现了人的本质。显然，言论自由价值在这里是作为社会利益方面而不是个人权利方面加以考虑的。
2. 著作权法中言论自由利益的历史考察: 以《安娜女王法》为起点
著作权和言论自由权都起源于印刷、出版图书的出版商的产生。没有出版社既不会有著作权，也不会有对出版的控制。从著作权法的历史看，在印刷特权时代，图书出版商对图书的垄断与作品出版前的政府审查制度相结合，这使得作者的权利和言论自由都无法得到保障。在英国，早期文具商公司著作权和它在政府审查制度中的作用不幸地被当成著作权历史的来源。英国的统治者发现了可以通过出版特许来控制宗教和政治，这造成了早期英国殖民者把确立言论自由权作为法律原则放在新的国家适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确立了对自由权的保护，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集会和请愿自由等。早期文具商的著作权被作为审查的工具。著作权在审查中的作用是工具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因为在性质上它是一种私人财产概念，是独立于政治性的政策，并且只是在后来才进入政府服务中。自1662 年许可法被废除后，它作为政府审查的工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文具商公司著作权的终结意味着存在新的图书贸易的法律。但由于新的法定著作权的功能与过去的著作权在很大程度上相同，人们可以推定国会在制定它时关注的不仅是作为垄断的工具，而且是作为审查的工具。
《安娜女王法》反映了直接对图书本身的垄断和书商对图书贸易的控制。该法从多方面体现了关注图书之接近权，如对图书的价格控制、将图书分别提供给九个不同的图书馆、阻止以外文出版的作品进口等。从该法的规定看，其真正用意并不是要否定书商的垄断权，而是要确保我们今天称之为为了公共利益的言论自由权利。该法的起草者看到了著作权立法“通过使公众获得出版的图书来确立鼓励学习的目的”。并且，立法者创制了将言论自由价值融进著作权概念的原理———如接近之权利，这在该法中对公共领域的创造中也有表达。
应当说，《安娜女王法》对封建特许出版和图书审查制度的废除体现了对作者权利的保障、对作品自由传播和表达自由的法律价值的追求。后来，著作权法在世界上的通行而发展的一系列著作权原则，如合理使用原则、有限垄断原则、保留公共领域原则、保护作者的原则、进入权原则等，都体现了各国宪法对所确立的言论自由的保障。著作权法早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著作权和言论自由价值的相关性。不过，在著作权法发展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著作权和言论自由的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当侵权诉讼中被告提出抗辩理由时，通常的推定是偏向于著作权保护方面，而没有直接考虑言论自由。这可能是因为著作权理论比言论自由理论要早，也有可能是因为在传统的著作权法中没有形成鲜明的言论自由观念。例如，直到晚近美国的最高法院才在著作权的氛围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言论自由权包括听的权利、说的权利、阅读的权利和印刷的权利———即一种接近权。还有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著作权和言论自由利益是公众接近的权利，著作权法中的言论自由的实质性价值是对著作权资料接近的权利，而作品的出版保障了这种接近。不过，由于著作权延伸到没有出版的现代通讯技术资料，公众接近的言论自由仍有不能实现的危险。
3. 言论自由权在著作权法中的实现
从直觉上看，著作权法和言论自由利益是相冲突的，因为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权是对作品使用和传播的直接限制和控制。例如，就美国《宪法》的言论自由与著作权条款的规定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应该制定任何……削减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法律”。同时，《宪法》规定国会有权通过确保作者和发明者在有限时间内对他们各自的创作物和发明享有专有权而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的进步。表面上看，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实际上，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包含了言论自由价值。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涉及的一些政策，如促进学习的政策、维护公共领域的政策和保护作者的政策，这与言论自由权利是一致的，并且是其实质性方面。授予作者专有权，在事实上并没有削减一般公众的自由表达的言论自由权。即使像美国《宪法》的著作权条款的言论自由价值在著作权理论中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在著作权法的实施中可以认为仍然有相当价值。由于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与著作权条款部分涉及同一标的———作品，著作权法不包含言论自由价值避免了美国《宪法》两方面规定的潜在冲突。美国《宪法》著作权条款中的言论自由价值被认为是实施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价值。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主要的言论自由权利是言论和出版的权利; 著作权条款中主要的言论自由价值是公众听和阅读的权利。不过，虽然著作权条款包含言论自由价值，它却没有创造言论自由权利。
还如，加拿大的《权利法案》一方面规定，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地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以享受艺术与分享科学进步的利益; 另一方面规定，每个作者都有权维护科学、文学及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利益及物质利益。作为垄断作品使用与传播的著作权与思想、信息自由扩散的言论自由权利看似是冲突的，然而著作权与言论自由在促进思想的自由传播这一根本点上存在一致性。这个一致性确保了著作权法可以通过一定制度设计平衡和协调这两个冲突的利益和目标，使著作权法在言论自由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言论、出版自由等思想表达自由在著作权法中，可以通过确立社会公众的进入权来加以保障。这里的社会公众的进入权，是社会公众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自由地使用作品、自由地获取与传播知识、信息、交流思想的权利与自由。进入权是宪法限制言论自由权的滥用以确保公共利益的思想在著作权法中的体现和保障，它主要是通过在著作权中设立权利限制的途径来实现的。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也是确保进入权的重要原则。根据美国著名著作权学者 Nimmer 的研究，二分法也是协调言论自由权与著作权保护的重要原则。理由是，思想不受限制能够保障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从思想的传播和表达中受益，而对表达形式的专有权则能够为著作权人从事智力创作活动提供经济上的激励。他得出的结论是，应从宪法的层面限制著作权而不是为保护表达自由而扩张合理使用原则[7]。特别是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保障了为个人学习、研究目的，为评论、新闻报道目的，为科学研究、教育、图书馆使用等目的而使用著作权作品的自由，使社会公众能够必要地参与分享作品带来的利益。进入权在著作权法中的确立，无疑平衡了著作权与言论自由利益。
天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水市武山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天政发〔2008〕84号
天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水市武山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单位：
《天水市武山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6月17日市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知，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四日
天水市武山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保护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水帘洞石窟拉梢寺进行保护以及在保护范围内游览、考察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原则。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水帘洞石窟拉梢寺及其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重点保护区（核心区）及一般保护区（缓冲区）内的基本建设不得对文物及其环境造成损害。
第四条 武山县水帘洞石窟文物保护管理所（以下简称水帘洞文管所）在市、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市、县文化文物、公安、规划、建设、国土、林业、环境保护、旅游、工商等部门和海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工作。
第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把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城乡建设总体规划。
第六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和管理工作所需经费主要由国家和省、市、县财政分别予以保障。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支持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管理机构吸收捐赠、赞助等用于保护文物和发展文化产业。
用于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和管理的拨款、事业性收入以及其他资金，应当依法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支持国内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七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对象包括：
（一）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的洞窟建筑、窟前木构建筑、寺院建筑及遗址；
（二）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摩崖及窟内造像、壁画、碑刻以及构成摩崖、洞窟整体的其他部分；
（三）水帘洞文管所收藏、保管、登记注册的文物藏品和重要资料；
（四）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的地下文物；
（五）构成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整体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
（六）其他应当依法保护的文物和资料。
第八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范围分为重点保护区（核心区）及一般保护区（缓冲区）。
重点保护区（核心区）范围:以水帘洞石窟拉梢寺大佛为中心，东至笔尖峰山体东坡下，西至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所在山体的西坡下，南至响河沟中心线，北至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所在山体绕至水帘洞石窟拉梢寺、天书洞所在山体北坡，沿响河沟北侧山脊分水岭。
一般保护区（缓冲区）范围:东至响河沟出口龙榆路处，西至徐家河，南至说法台，北至后巷里。
第九条 为保护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自然环境、历史风貌，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之外可以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其范围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
市文化文物出版局应会同市、县国土、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政府制定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设置永久性保护标志和界碑，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和损毁。
第十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保护工作应按照依法批准的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规划实施。
编制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规划应当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相衔接。
第十一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重点保护区（核心区）内禁止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一般保护区（缓冲区）内禁止建设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工程。
因特殊需要进行的工程建设，应当依法定程序报经国家文物局同意，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应当与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的历史和环境风貌相协调。
第十二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和活动：
（一）在文物、建筑物、构筑物、保护设施上乱涂、乱写、乱刻、乱画、攀登、翻越；
（二）在设有禁止拍摄标志的区域内进行拍摄活动；
（三）擅自测绘文物、建筑物、构筑物；
（四）采沙、采石、取土、取水、开荒、修坟、伐木、狩猎、放牧、焚烧、野炊；
（五）擅自占用或者破坏植被、河流水系、道路和乱倒垃圾；
（六）运输、遗弃或者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
（七）其他可能损毁或者破坏文物、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环境风貌的活动。
第十三条 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进行的建设工程，事先应当依法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在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的，应当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制定文物保护方案；在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的，建设单位应当立即停工，保护现场和文物安全，及时通知水帘洞文管所或者市文化文物出版局。
第十四条 因建设工程而进行的考古调查、勘探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第十五条 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擅自发掘文物。确需进行的考古发掘，应当依法办理批准手续，由省文物局组织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实施。
第十六条 水帘洞文管所应当科学确定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旅游环境容量，对开放洞窟限制游客数量，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
第十七条 水帘洞文管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配备防火、防盗、防虫、防自然损坏等设施，确保文物安全，保护其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不受损害。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对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和科学保护技术的研究、应用。
第十八条 水帘洞文管所应当负责石窟及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加或者拆除文物。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对石窟文物进行修缮、保养。对文物进行修缮时，应当依法办理报批手续，其设计、施工、监理等应当由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十九条 水帘洞石窟拉梢寺除可以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不得改作其他用途。
第二十条 水帘洞文管所应当建立文物记录档案并依法备案。文物的出入库、提取使用、调拨、交换和借用必须按照法律、法规或者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二十一条 水帘洞文管所对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和科学保护技术的研究成果，以及由其提供资料制作的出版物、音像制品等，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知识产权。
第二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制作出版物、电影、电视剧以及专业录像和专业摄影需拍摄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的，应当根据文物的级别依照法定程序报经国家文物局或者省文物局批准后，在水帘洞文管所工作人员的监督下进行。
第二十三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摹、复制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的，应当根据文物的级别，经国家文物局或者省文物局批准，并由水帘洞文管所监制。
第二十四条 申请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事先征得水帘洞文管所的同意，并办理有关手续后在指定的场所经营。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帘洞石窟拉梢寺文物的义务，对损害、破坏拉梢寺文物和历史风貌、自然环境的行为有权阻止、举报。
对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或省文物局予以表彰。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 文物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工作人员在水帘洞石窟拉梢寺保护和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