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发国家电力公司关于趸售县供电企业代管办法（试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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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稽核工作暂行规定

1985年7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履行对各金融机构业务工作进行稽核的职责，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为了保证金融业务活动正常进行，促进经济发展，各级人民银行对各级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稽核。
第三条 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稽核：
一、执行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和金融方针、政策的情况；
二、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令、条例和中央银行的各项规定的情况；
三、执行信贷计划、现金计划、外汇计划和财务计划的情况；
四、资金营运及经济效益的情况；
五、人民银行认为需要进行稽核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全面稽核或专项稽核。
第五条 为了行使稽核职能，各级人民银行均需设立稽核机构，配备不同级别的稽核人员，在各级行行长领导下进行稽核工作。
总行设稽核司，配备若干司局级、处级稽核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设稽核处，配备若干处级、科级稽核员；
各地、市、州、盟分行设稽核科，配备若干科级稽核员；
各县（市）支行设稽核股，配备若干股级稽核员；
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可设副行长级总稽核。
第六条 人民银行各级稽核人员，分别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任免，并颁发由总行统一印制的稽核证。
第七条 人民银行稽核人员在执行稽核任务时有如下职权：
一、查阅被稽核单位的各种凭证、帐簿和报表等资料；
二、检查被稽核单位的业务库现金、金银、外币、有价证券和代理发行库的发行基金，必要时可先封后查；
三、参加被稽核单位的有关会议，查阅有关文件；
四、责成有关单位和人员积极配合稽核工作；建议有关单位对阻挠、拒绝和破坏稽核工作的人员追究责任；
五、提出制止、纠正和处理被稽核单位不正当业务活动的意见。
第八条 进行稽核工作时，应确定稽核对象和内容，拟定稽核方案，指定负责人，经有关领导批准。稽核人员应向被稽核单位出示介绍信和稽核证。
必要时可吸收被稽核单位及其上级单位的稽核人员参加。
第九条 每次稽核工作终结时要写出报告。对被稽核单位存在的问题，可以提出改进的建议。对于违反国家政策法令需要采取停止贷款、收回贷款、冻结存款等经济制裁的，应报派出行批准。对于情节严重必须勒令其停业的，应逐级上报总行批准。同时，对于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人员
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应通过派出行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被稽核单位对处理意见如有异议，应提请上级人民银行裁决。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各级稽核人员，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依法办事。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银行对于稽核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予表扬和奖励；对于泄露国家机密，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玩忽职守严重失职的，应给予处分。
第十二条 为便于稽核工作，各级金融机构和人民银行业务部门应向同级人民银行稽核部门报送信贷计划、现金计划、外汇计划、财务计划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和月份、季度、年度会计报表等资料以及有关业务规章制度。
第十三条 人民银行各级稽核部门对同级各金融机构的稽核部门进行业务指导。
第十四条 人民银行各级稽核部门对本系统的业务活动和财务收支进行稽核。
第十五条 本暂行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农民的表达何时无障碍

杨涛


央视面对面栏目近日报道，河南农民王幸福自2002年11月起，自费秘密调查宜阳县230起暴力征税事件，这些暴力征税事件中有75名群众被打伤，但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他撰写的平生第一份调查报告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农监办的高度重视。县长对他表示感谢，聘请他为税收监督员。县里也针对征收农业税中的违纪行为调查完毕，对农民的罚款和扣押物品全部返还，处理了一批违纪责任人。
笔者注意到，王幸福在完成其关于230起暴力征税事件的调查报告后，根本就没有向县、市有关部门反映，而是直接就寄往了省和中央有关部门。当他出名后，他对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屑于向乡干部反映，而是直接就找县长。王幸福的这些行为用时髦的话说，其实就是上访行为，那么，明明可以反映的渠道，王幸福和类似王幸福的农民为什么不反映，而一味要向上反映呢？
这种反映在政治学上讲就是一种关于自身利益一种表达和诉求，在现在来看，农民这种表达和诉求，越来越来趋向集中于向高层，这无形中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号，在地方尤其是级别愈低的地方农民的表达出现了严重的障碍。
这种障碍表现为，首先是无法表达，一些地方的政府习惯于旧的思维，喜欢“一言堂”，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容他人说不，因而，千方百计压制农民的表达，不准农民说；其次是表达无效，当农民向乡、县的政府表达时，其实很多政策本身就是这两级政府制订的，他们本身就是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农民的表达被看成是一种无理对抗的表现而不予理会，当农民向乡、县的人大、司法机关表达时，这些司法本身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自身受到程度不同的控制，农民的表达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正因为农民在很多情形下在地方无法表达、表达无效，因而他们就不愿向地方的国家机关表达，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宁愿花费更大的成本要向上一级政府表达，因为在更上一级政府中，他们能寻求到对表达的尊重和表达的有效。循着这个思路，我们也能理解有些农民为什么要上书媒体和在闹市上演“跳楼秀”，也许是他们认为在面对国家机关的制度内表达已经无法表达或表达无效时，他们只好寻求这种社会性的表达以求引起国家机关的重视。
因而，我们在研究上访增多的现象增多的原因时，在提出防止上访增多的对策时，就不能不考虑农民在地方上出现的表达障碍的问题。如果农民在地方上出现的表达不存在任何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上一级政府表达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对上访一味地围追堵截并不可取，我们还需要花大力气在表达制度建设上多下功夫，如果地方执行中央政策不成问题或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出现偏差在地方上有其他机关具有来纠错功能，农民在地方上的表达没有了障碍，上访至少也能较大幅度地减少。
这就首先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增强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政策的自觉性，确保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不在地方打折。同时还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增强“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关系群众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听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制止矛盾于未然，在发生纠纷与矛盾时，要让群众充分表达，并尊重他们的合理表达意见。其次，要增强地方人大和司法机关的独立性，要让他们有能力承担起对政府不当行为纠错功能，让农民感受到公正与公平，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和感受表达有效果。再次，要畅通地方媒体及其他社会机制给予农民表达的机会，当他们在制度内表达不畅时，还能在制度外得以充分表达。总之，能让农民在地方上表达和在制度内表达就要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尽可能地减少向上表达与制度外非理性的表达。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