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关于做好200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教育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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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行刑法修正案八施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为人民法院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构建我国特色社会主要法律体系,推进我国社会法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伴随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成文法典固有的滞后性局限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严重阻碍了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在此,笔者根据刑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原则,结合多年基层刑事审判经验,对现行刑法的修改提出若干建议,以便为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提供参考。

　　一、　飞车抢夺的入罪标准问题探讨

　　近年来，笔者所在单位受理的抢夺刑事案件居高不下，而以飞车抢夺的方式夺取他人财物的案件比例在不断上升，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给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为顺应刑事打击需要，司法部门应当对现行飞车抢夺刑事案件入罪标准作出相应调整。

　　关于抢夺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数据显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抢夺案件中，相当一部分的行为人通过飞车抢夺的方式对被害人强拉硬拽、强夺豪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在抢夺过程中导致被害人跌倒甚至受伤，类似飞车抢夺的行为对被害人心理或生理上造成极大伤害，其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的恶劣程度丝毫不亚于扒窃、入户盗窃等行为。在入罪标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抢夺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即飞车抢夺需要夺取他人钱财价值人民币五百元以上才构成犯罪，否则不以犯罪论处。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飞车抢夺只是作为一个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而自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户盗窃纳入盗窃的范围，且对扒窃、入户盗窃入罪并没有设置相应的入罪起点，而对于抢夺罪，当然包括飞车抢夺与扒窃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后果、犯罪手段恶劣性角度相比，笔者认为前者有之过而无不及，导致飞车抢夺的入刑标准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因此，笔者建议，参照将扒窃入罪的做法，将飞车抢夺作为抢夺罪的一种情形纳入抢夺的定罪标准，以逐渐满足日益增多的飞车抢夺现象的打击需求，不断加大侵财案件打击力度，充分保障公私财产不受不法侵害。

　　二、　容留卖淫罪的量刑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一）多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而根据其第九条第（二）项规定，对“多人”应该是这样理解：‘多人’和‘多次’的‘多’，是指‘三人’以上的数（含本数）”。

　　因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现行刑法对于该条罪状制定了相对比较宽泛的量刑幅度，为司法实践中不同情节的具体量刑带来了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根据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三人或三次以上属“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司法实践中，人数或次数，成为量刑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审判人员按此标准比照量刑，量刑时弹性过大，标准难以统一。

　　（二）犯罪方式的不一致，导致社会危害程度、犯罪后果差别明显，在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案件过程中，有的被告人是在泛化地带以开美容院、发廊等营业形式，容留他人卖淫，有的是在农村偏僻区域利用住房或租房容留他人卖淫，有的一次收费数十、上百元，有的一次收费二、三元，从这些角度来说，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后果是有明显区别的。但由于“犯罪情节严重”包括“三人或三次以上”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硬性规定存在，审判人员很难将将类似情节纳入量刑范畴，将刑罚量化，最终导致裁判统一性无法实现。

　　为进一步适应社会法治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参照其他罪状从刑法条文入手，将该条罪状量刑分成逐渐递增的三个量刑档次，比如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修正为：“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其次，笔者认为，对“情节严重”中的应做如下解释，多人或多次应当是“五人”或“五次”以上，以使罪与非罪的界限较为清晰，量刑较为合理和科学，并将作案手段、犯罪后果和社会影响，是否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等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最后，笔者认为，刑事司法要认真领会刑罚谦抑性，严格贯彻罪刑均衡原则，使得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的规定得到全面贯彻，综合考虑社会危害性和行为后果，明确“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中属于治安处罚范畴的行为，防止刑罚滥用。

　　（作者单位：广西平南县人民法院）
政府采购政策功能须要有执行力

来源于:http://www.liaohai.com.cn

近几个月来,一些专家教授在相关媒体上频频谈论我国政府采购所具有的政策功能。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长篇累牍、引经据典地论述了政府采购的“四大政策”功能。而对于这些功能是否具有执行力，大家几乎都避而不谈。笔者愚见，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必须要有执行力。所谓执行力，是指政策功能所产生的法律上的约束效力，且能够在实践中得以执行的效力。这种“执行力”对于相关人员、相关组织来说是有依可依，有法必依；而对于具体的管理部门来说应该是依法行政，违法必究。那么，专家们阐述的政策功能是否具有可执行力呢？

保护“国货”的政策功能徒有其名。这是专家们津津乐道的现行法律具有保护民族产业的作用。近些年来，国外知名企业几乎都在我国境内设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国公司。由此而来，也就排除了法律和政策的限制。例如，深圳神舟电脑公司2005年2月向北京市财政局投诉称，北京科技园拍卖招标公司等单位在首都师范大学教学设备购置项目中，违反了法律所规定的“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内容，指出中标供应商“戴尔”电脑不是本国货物，侵害了本国货物供应商的合法权益。财政局审查后认为，中标供应商是在厦门注册的我国法人，不是“本国货物”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于目前缺乏对“本国货物”进行准确界定的法律依据，不能认定该采购结果违法。笔者认为，财政局的处理决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类似前述争议案件不胜枚举。依公平竞争和不得歧视的法律原则，没有理由排除中国法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保护“创新”功能同样是空有虚名。这一功能是前一政策的延伸，即国家通过政府采购活动，扶持自主创新产品，保护民族企业迅速发展。目前，许多国外产品在中国基本上都有代理商，其产品价格和质量都非常具有竞争力，已纷纷进入我国政府采购领域，深受采购人欢迎。而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存在价格高，质量缺乏保证，因而大家更喜欢国外同类产品。例如，某市药业公司近年来成功地开发了数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生产的系列产品被列为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和星火计划项目，其中的一些产品先后被评为省高新技术产品、国家级重点产品。然而，这家供应商在国内多个省市医院的政府采购活动中却屡屡败北，寻求司法救济时又查找不到有效的法律根据。

“绿色”功能缺乏指引规范。这一功能即保护环境政策。《政府采购法》没有对保护环境方面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作出特别规定，没有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案例，如：投诉人某市电器设备公司生产的变压器系列产品荣获“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绿色产品奖”，在节能、环保、产量、销量等方面，均居同行业首位。2006年2月，投诉人参加某市体育场建设工程的公开招标活动，中标产品不仅没有绿色产品标志，而且价格高昂。为此，投诉人提出质疑时称，他们的产品远销欧美，深受欢迎；而采购人所确定的产品违反了我国环境保护的采购政策，招标公司理应选择价廉物美且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产品。对此，被投诉的招标公司认为，本次代理的采购项目是依照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进行的，并非依据政府采购法。况且，《政府采购法》也没有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操作规程。

“扶持”功能缺乏强制性措施。为了体现公平竞争，适当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将政府采购中的一定份额给予中小企业，扶持他们快速发展，几乎在各个国家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中都有所体现。《政府采购法》出台的同一天，也颁发了我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两部法律同一天实施。但是，实践中如何认定中小企业？应该给予怎么样的扶持？有无确定标准和强制性措施？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不执行法律或“政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在两部法律中都找不到明确的依据。实践中，势单力薄的中小企业是很难轻易吃到“政府采购”这块蛋糕的，且屡屡在国内政府采购市场中挫败。

总之，笔者认为，法律或者政策作为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必须具备明确、完整、和谐的内容。如果只有行为规范，而没有配以相应的法律后果，没有追究法律责任的强制性条款，违法了也能安然无恙。那么，这种行为规范的执行力就值得商榷。在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着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在五花八门采购机构共同代理政府采购的情形下，笔者认为，实现前述功能有相当的难度。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必须修改、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的相关内容。

作者：谷辽海
2006年4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