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协定（普通业务：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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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早在西周时期，便有人论述过法的问题。周公姬旦就主张“明德慎刑”，反对族刑连坐、滥杀无辜，要求注意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偶犯与累犯，还提倡先教后罚、以教代罚。这些刑法思想，体现出周公的刑事法理观念。
到了诸子蜂起、百家异说的春秋战国时代，萌发了中国法思想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时期。当时的各家各派，诸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对于法的问题都曾议论纷纷。
儒家主张实行礼治、德治和人治。认为“为国以礼”，要以维护等级差别的行为规范??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最主要的工具；认为“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依靠“德行教化”来实行统治；认为“为政在人”，要求由圣君贤哲来实行统治。
墨家主张用法来“壹同天下之义”。他们提出“尚同”说，认为在法产生之前，人们各有各的是非标准，即所谓人各有“义”，大家意见分歧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斗，后来选出天下贤人确立为天子，“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这样就终于实现了“壹同天下之义”，就终于有了法。还提倡“兼爱”说，劝说互爱互利，主张“赏贤罚暴”、“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反对亲亲原则。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认为自然法则就是办事的根本原则，由此而主张“无为而治”、一切顺乎自然，反对制定各种礼法制度
特别是以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愿望，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治”和“人治”思想，主张运用法来治国安邦。法家是个被史学家视为建法立制、富国强兵、著书定律、以法治国的学派。
从秦汉至鸦片战争的漫长时期，法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封建正统儒家思想，战国时期法学的欣欣向荣局面不复出现。但这二千年中，封建的立法和司法并没有停止它的发展，每一大的封建王朝都有体系庞大的法典和繁复的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不可避免地要在法学理论上作出反映，因而这二千年中，法学的进展虽然是缓慢的，但终究也在进展着。
这期间董仲舒等人所形成的封建正统儒家法思想，把君主制定法的权力披上神学外衣，并且将这种权力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和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结合在一起。阐述这种思想的儒家经义成为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则。董仲舒还以《春秋》经义判案，并将所判决的232个案件作为案例著为《春秋决事比》，亦称《春秋决狱》。
这期间，在法学领域中还出现了通常所说的“律学”，出现了一批象马融（汉）、郑玄（汉）、张斐（晋）、杜预（晋）、长孙无忌（唐）这样有影响的法学家、律学家。他们都有专门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解的法学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从文字上、逻辑上对律文进行解释，而且也阐述某些法的理论，如关于礼和法的关系，刑罚的宽严，肉刑的存废，律、令、例的运用，刑名的变迁以及听讼、理狱等方面的理论。
鸦片战争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思想史上又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时代剧变情势下，农民革命领袖，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顽固派，资本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法等各种问题尽抒己见。特别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从事立法、司法工作的清末重臣沈家本，不仅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的法和法学，而且在相当广泛的范围研究了当时欧美日本的法和法学，他主张中国法学要适应世界历史的新潮流，提出了法学研究应当坚持中西结合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在中国法学发展史上作出了贡献。
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名思想家、法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乌尔比安等，都曾广泛且深入地论及或研究了法的问题。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把法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两种，认为自然法是居于人定法之上并指导人定法的普遍法则，最早提出了自然法学说。特别是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赞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被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褒扬为古希腊“最博学的人物” 亚里士多德，不仅在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许多部门都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对西方法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就法理学而言，他在法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方面，举凡法的定义、目的、作用、分类，法治，法与政体，法与自由，法与教育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有阐述。
亚里士多德对法理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法治学说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力排众议，倡言法治、反对人治、一再强调实行法治具有必要性和优越性，认为“法是最优良的统治者” ，提出了“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这个著名的命题。
古罗马思想家、法学家西塞罗，在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自然法思想的基础上，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自然法学说。特别是古罗马伯比尼安、保罗、盖尤斯、乌尔比安等所谓罗马五大法学家的出现，标志着法学家已经作为一个职业法学家群体出现，标志着法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他们协助国王立法，参与诉讼，解释法、讲授法学。虽然他们沿袭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和罗马人西塞罗的法思想，并无太多的独特建树，但他们在深入研究罗马法时，也深入阐述了法学的一般原理，例如阐述了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关系，阐述了公法与私法分类的原理，特别是详尽地阐述了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中心的法的概念和法的关系。他们的著述不仅在当时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和高度重视，具有法的效力，而且对以后西方法学特别是立法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历史发展到中世纪，神学统治着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成为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的控制之下。 虽然如此，但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存在毕竟是个客观事实，所以，中世纪欧洲也还是有着自己的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法学的。只是这时的法学同神学交融在一起。这种法学集中地反映在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阿奎那的神学法律观中。
西方历史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后，资产阶级法学世界观在澎湃而起的各种革命思潮中是最有影响的思潮。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产生了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和罗伯斯比尔等一大群风云一时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或重大的历史人物，他们著书立说，对法的问题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研究和探索、把西方法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特别是他们提出了一整套自然法理论，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旧世界、建立资本主义新世界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法学家还提出了许许多多其他的法学理论。像孟德斯鸠便提出了法的精神的学说，洛克和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罗伯斯庇尔提出了系统的人权学说，康德尤其是黑格尔则提出了他们的法哲学，等等。
自然法学派衰落了，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哲理法学派等等应运而生了。分析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约翰•奥斯汀（1790－1859），这一学派强调对法要着重进行法理学上的分析研究，轻视甚至否定对法进行价值研究，提倡运用纯形式逻辑和推理的方法揭示或认识法的共同的概念、原则和特征。按照奥斯汀的理论，人们不必过问法是否符合正义，法就是现存的、实实在在的命令和规则，“恶法亦法”，对于法，人们只有服从。显然，无论奥斯汀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的学说事实上已经是为现存法制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论证作辩护了。
历史法学派是在德国出现的以胡果，特别是以萨维尼为代表的一个法学派别。这一派既否定自然法学派的理性法学、正义法学，也否定奥斯汀的规范分析法学。在他们看来，自然法学派指望能够制定出合乎人类理性、正义且普遍适用的法的观点，不过是幻想；分析法学摒弃理性主义法学而注重对法作出实在的逻辑的分析，固然是可取的，但分析法学不在意法的内在的东西也是不足为训的。
除了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和哲理法学派以外，此间还有以法国的孔斯坦（1767－1830）和英国的边沁（1748－1832）、约翰•密尔（1806－1837）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等等。
我们不难看到，在二千多年的文明史上，的确产生过众多的给予法理学以至整个法学的发展以深刻影响的人物，产生了纷纭繁杂的法的观点、思想、理论、学说，繁衍了种种法学流派。社会科学的各种观点学说，与作者本身的内在性格是密不可分的。人性决定思想，人性决定一切。



作者黄维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会计师，经济师。

　　探望权是指夫妻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及义务，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义务协助非抚养一方行使探望的权利。《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都对探望权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如《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解释（一）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过程中，请求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在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需要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依法作出裁定。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第三十二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对拒不执行有关探望子女等判决和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是指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下面就人民法院如何审理探望权案件谈谈个人的观点：

　　一、探望权的主体。探望权的主体，是离婚后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并与子女保持有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的父母。由此可见，父母行使探望权的条件是：1、必须是已离婚且未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2、必须是子女保持着父母子女关系的父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父与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已与子女形成抚养关系并在离婚后愿继续提供抚养费的继父母。

　　二、探望权的程序。如果当事人协议离婚，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手续时，应同时对离婚后探望子女的时间、方式等达成协议。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当事人是否对探望子女达成了协议，即协议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义务；如果当事人是通过诉讼离婚，在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的情况下，离婚协议中应有探望子女的条款，其内容必须合法；在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的情况下，应对探望的方式、时间等做出具体的判决。总之，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对探望的方式、时间等问题，应先由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时，再由人民法院做出具体的判决。

　　三、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探望权的行使方式涉及到直接抚养一方和子女的利益，因此有必要确定探望的时间、方式。探望的方式可以区分为看望式探望和逗留式探望。看望式探望是指非抚养一方父或母以看望的方式探望子女，而逗留式探望是指在约定或判决确定的探望时间内，由探望人领走并按时送回被探望子女。两种探望方式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如看望性探望，一般时间较短、方式灵活，但是不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入交流。而逗留式探望，时间较长，有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入了解和交流，但是直接抚养人则要承担不能和子女一起生活的不利后果。逗留式探望对探望人的要求也更高，探望人不仅应该具有较好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不得有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如果探望人有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居住、生活条件差，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应该避免适用逗留式探望。逗留式探望还要求子女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一般只有在子女假期时才能适用。人民法院应根据有探望权父母实际情况，根据子女的年龄、身体状况等情况，根据不同探望方式的特点，本着对孩子身心健康有利的原则来确定具体探望方式、时间和地点。同时法院在判决中应对探望权的安排作出明确确定，增强可操作性，以免当事人在执行时发生争议。

　　四、探望权行使的原则。探望权的行使，主要涉及到探望的时间、地点、次数和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对探望权的行使规定不清或不适当，可能使当事人矛盾激化，从而影响探望权的行使。为此笔者认为，探望权的行使除了要保证探望权的实现，还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1、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探望权行使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探望权人能够满足被探望人受到所喜爱、所依赖的人关心、照顾，受到如原家庭般关怀的愿望，尽量使未成年子女不因家庭的破裂等原因而未能同探望权人共同生活产生痛苦或失落感，从而保证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2、不侵害他人权利原则。不侵害他人权利，主要指不侵害与被探望人共同生活方的权利。因为在产生探望权集中的离婚案件中，往往双方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并且不因离婚而消除，甚至可能进一步的激化。同时，在我国的离异家庭中大多数是由母亲和子女组成的，因此在矛盾激化时候，男方可能以探望为由破坏对方安宁和睦的生活，因此探望的时间，不能随时地进行；探望的地点，如果与子女共同生活方不愿在其居所，则应另选地方，因为如果抚养方已再婚，未成年子女的生父或生母的出现。可能会破坏其家庭的气氛等。此外，在探望的频率、方式等方面也要保护与子女共同生活方的利益。

　　五、探望权实现的保障。一方行使探望权时，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探望权的行使仅有探望权一方的努力，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如果与子女生活的一方干涉，则不一定能够很好实现。只有在一方行使探望权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另一方积极协助，探望权才能真正的、完全的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另一方的协助"，是探望权实现的一个基本保障。行使探望权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协助行使探望权也是义务，如果有探望权的一方不行使这一权利或者是另一方阻挠其行使这一权利，都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也都是对未成年子女的权益的一种侵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探望权的中止。探望权是在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前提下行使的，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认为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在行探望权时有损于或者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事实存在，可中止其探望权，待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情形消失后，可通知双方恢复探望权。探望权的中止不是对探望权的实体进行处分，而是暂时停止其行使探望的权利。但在哪些情况下探视权应当中止，法律未列举具体事由，有关司法解释目前也尚未制定，笔者认为有以下行为之一，均可中止探望权：一方曾犯罪且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大，手段特别恶劣，无明显悔罪表现，有可能使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的；一方在探望子女时有不法或犯罪行为或在探望过程中有怂恿或教唆子女违法犯罪行为；一方对未成年子女有虐待、劫持、胁迫等倾向的；一方有遗弃、歧视未成年子女的现象的；一方患有严重传染病未治愈或患的精神病的；一方有赌博、酗酒、吸毒、卖淫、嫖娼等恶习屡教不改的；一方在探望过程中故意挑拨中伤另一方，明显对抚养子女不利的；一方有隐匿子女行为的。人民法院认为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事由出现时亦应中止探望权。

　　探望权纠纷案件具有其特殊性。通常认为，探望权基于一定的人身关系而产生，它是一种身份权，与其它跟它相近的权如抚养权、监护权、亲权制度均不同。探望权是一项特殊、独立的身份权利，它不隶属于其他民事权利，与其他的民事权利在主体、对象、作用等方面都不相同。在内容上，可以说探望权仅是暂时性的决定权，它只能是在探望期间对子女日常事务的处理权，如子女做错事的批评教育、饮食起居的照顾等。但如对子女住所的改变，姓名的更改等不能归属于探望权的内容。探望权纠纷案件，因探望权的亲情性、抽象性、权利义务统一性，与普通民事案件相比就有了很大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法律关系主体的特殊性。探望权是一种多方法律关系，主体包括探望权人、探望协助人及被探望人，这是探望权案件与普通案件最大的区别。探望权人在没有法律规定不宜行使探望权的情况下，当然享有探望权，他人无权干涉。但是，没有探望协助人的协助，甚至在探望协助人加以阻挠的情况下，探望权就无法得到实现。同时，被探望对象一般为未成年人，从保护其健康成长的角度看，也应征求其意见。因此，从上述情况分析，探望权执行中存在三种法律关系，即探望权人与探望协助人之间、探望权人与被探望人之间以及探望协助人与被探望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三者缺一不可。

　　2、法律关系客体的特殊性。法律关系的客体也是法律关系指向的对象，探望权案件的客体不是简单的支付金钱或特定物，也不是单纯的完成一定行为，而是探望权的实现及其行使方式，它既包括探望权人合法合理的探望，也包括探望协助人积极配合探望的作为和不阻挠探望的不作为，所以具有复杂性。《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未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父母探望子女的权利。这一法律条款的高度概括性，造成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探望权的内容有抽象性，因而没有确定的执行标的，也即法律关系客体的不确定性。

　　3、法律关系内容的特殊性。法律关系的内容也是权利和义务，其特殊性表现在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探望权不仅是为了通过经常性的探望来维系亲情，更是为了关心、照顾和教育子女健康成长，这也是父母任何一方应尽的义务，所以探视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

　　探望权不是永久性的权利，它随着以下三种情况的出现而消失。这三种情况是：被探望人死亡；二、探望权人死亡；三、被探望人成年。前两种情况是行使探望权的主体不存在了，因此探望权也随之消失，第三种情况是探望权随着被探望权人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消失。尽管法律对探望权作出了规定，但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探望权案件时仍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注重掌握协议优先原则。父母是探望权的利害关系人，直接抚养方是子女的监护人，由父母协议，可以有效平衡父母和子女三方面的权益，妥当地安排探望的时间和方式，父母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协议也容易得到执行。与法院判决比较起来，父母协议确定探望时间、地点的成本最小给探望的利害关系人造成的影响也最低，因此相对于法院判决具有优先性。

　　2、审理时应考虑到探望权的执行。人民法院执行是为了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维护法律的威严。生效法律文书是进入执行程序的前提,笔者认为裁判文书主文应科学地表述，不宜对探视的时间、地点、方式规定得过细，如在某月某日某时至某时某地进行探望等。这样详细的规定，可能会因为孩子上课或其他原因,致使申请人的探望权无法实现,亦使得申请执行人基于某种原因不能在规定的时限内行使探视行为,同时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后执行法官也会因为客观情况无法操作。

　　3、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离婚判决中未涉及探望权，当事人就探望权问题单独提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4、当事人请求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应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并结合其他实际情况作出判决。

　　5、直接抚养子女的男方或女方拒不履行有关探望权的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另一方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对不履行义务的一方进行教育，责令其履行义务。经责令后仍不履行义务的，可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另一方也可以起诉请求变更抚养关系。

　　6、对于子女不接受探望的，人民法院应做好申请人的思想工作，待子女消除顾虑后再执行。禁止对子女的人身进行强制执行。

　　探望权是人类文明的体现，它在婚姻家庭法律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它不仅是父母的权利，也是子女应该享有的权利。探望权不仅可以满足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和教育的情感需要，保持和子女的往来，及时、充分地了解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子女和非直接抚养方的沟通与交流，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它可以保证夫妻离异后非直接抚养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我国宪法规定，子女从出生时起就有自己的权利，其中包括获得父爱、母爱的婚姻家庭权利，这些权利是他们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未来安定的重要因素，规定探望权有利于保护子女受关爱的权利，并对社会道德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离婚是现代文明社会公民行使婚姻自由权利的重要体现，任何一方都不能以禁止探视子女作为对对方的惩罚，伤害对方和子女的感情，侵犯对方的合法权益。可见，如何确立探望权、如何处理好探望权纠纷、对化解双方矛盾、更好地保护和教育好未成年子女及对促进社会的两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