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关于土改地区的人民司法机关必须大力参加人民法庭工作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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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


（1994年12月6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0月15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关于修订 《山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十一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机械管理，建立健全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保障农业机械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的命法权益，加快农业现代化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机械，是指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动力机械及其配套作业机械。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业机械生产、销售、使用、维修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农业机械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增加对农业机械事业的投入，鼓励开展农业机械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农业机械教育事业，完善农业机械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农机械化。
　　第五条 县级以上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农业机械管理工作，其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农业机械化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二）拟订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三）组织开展农业机械化科研、技术推广和人员培训工作；
　　（四）按规定负责农业机械的鉴定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五）指导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发展农业机械服务市场；
　　（六）负责农业机械化事业的统计和资金、物资的管理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职责。
　　第六条 县级以上畜牧、林业、渔业等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业的农业机械的管理工作，并接受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县级以上机械工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业农业机械科研与生产的管理工作。
　　第七条 对在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都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科研与生产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农业机械科研单位和生产企业引进及开发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
　　第九条 农业机械的科研和生产应当研制生产中急需、配套的先进农业机械为重点，逐步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机械化。
　　第十条 农业机械科研和推广所需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
　　各级人民政府筹集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资金，应当安排一定比例专项用于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用。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和改善农业机械科研的推广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机构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稳定。
　　第十二条 农业机械新产品正式投入生产前，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鉴定。末经鉴定或者是鉴定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
　　实行强制推广鉴定的拖拉机、联合收获机、内燃机、脱粒机、粉碎机、铡草机等农业机械，必须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鉴定合格并发给推广许可证后，方可批量生产。
　　第十三条 农业机械生产企业必须具备与所生产的农业机械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农业机械，生产企业必须在取得该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后，方可生产。
　　第十四条 农业机械生产企业必须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农业机械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
　　（二）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
　　（三）符合在产品或都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养况。
　　第十五条 禁止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农业机械产品。
　　第十六条 农业机械生产企业的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机械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保证产品质量。
　　第十七条 技术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农业机械产品质量进行抽查，也可以授权有相应技术能力的单位进行抽查，并公布抽查结果。
　　第十八条 农业机械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农业机械零配件的生产供应。在农业机械停产后的保供期内，由该产品的生产企业负责供应零配件。保供期由机械工业行政管理部门与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商定。
　　第三章 销售与使用
　　第十九条 农业机械销售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检测手段和保管养护条件，配备熟悉所售产品知识的人员。
　　第二十条 农业机械销售者必须严格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进货时就当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对实行生产许可证和推广许可证管理的产品，还必须验明生产许可证和推广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农业机械销售者必须对其销售的产品质量负责，并规定保证期。
　　在保证期内，应当负责对用户实行包修、包换、包退；因质量不会命标准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包修、包换、包退或者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或者向其提供产品的其他供货者责任的，销售都有权依法向生产者或者供货者追偿。
　　第二十二条 农业机械销售者应当负责零配件的供应，以保证农业机械使用和维修的需要。
　　第二十三条 农业机械销售者必须执行国家价格管理规定，对其所销售的农业机械产品应当明码标价。
　　第二十四条 禁止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或者假冒伪劣的农业机械产品。
　　第二十五条 农业机械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可以根据技术监督管理部门的授权，对销售的农业机械产品进行质量监督检验。
　　第二十六条 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协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旧农业机械交易的监督管理。经销旧农业机械不得以旧冒新，以资充好。
　　第二十七条 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加强对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
　　第二十八条 实行牌证管理的拖拉机、联命收获机、脱粒机等农业机械投入使用前，必须办理落户和申领牌证手续。
　　第二十九条 农业机械驾驶、操伤人员必须按规定接受专业技术培训，经考试考核合格并领取驾驶证、操作证后，方可驾驶、操作。
　　第三十条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必须按规定持证驾驶、操作，严格遵守交通管理规则，执行农业机械安全操作规程，不得违章作业。
　　第三十一条 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农业机械更新报废制度。
　　第四章 服务体系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和乡（镇）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应当建立健全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提供信息、农机及油料供应、农机维修、农机作业、工程开发、人员培训、技术咨询等各项服务，加强对集体和个体农业机械服务网点的业务指导。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安全监理、农机修配、农机学校、技术推广等事业单位及乡（镇）农业机械管理服务站，应当按照各自的分工为农业机械化事业搞好服务，不得随意撤并；其兴办的以服务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任何部门都不得向其收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以外的费用，也不得平调其财产。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重视农业机械化教育事业，为农业机械化事业培养合格人才。
　　改变农业机械化院校的性质或者撤销农业机械专业，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
　　第三十五条 农业机械化院校和设置农业机械专业的大中专院校，应当加强教学设施和教师队伍建设，保证教学和培训工作的需要。
　　各级农业机械化学校应当按照分工做好农业机械管理干部和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兴办各项农业机械服务业，建立服务网点，为农民提供各项农业机械服务。
　　第三十七条 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根据自愿原则，组织本地农业机械拥有者，开展以机耕、机播、排灌、植保、收割、运输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机械服务。
　　第三十八条 农业机械拥用者为他人提供农业机械作业服务，其作业质量必须符命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作业标准；没有制定作业质量标准的，按农业机械拥有者和用户双方协商拟定的标准作业。作业质量不符命标准的，应当返工重作，或者减收服务费，赔偿经济损失。
　　第三十九条 农业机械维修者必须依照有关农业机械维修技术标准进行维修服务，并对维修质量负责。在保修期内，因维修质量造成损失的，应当返修或都赔偿经济损失。
　　第四十条 农业机械服务企业和农业机械拥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之外，任何单位不得向其收取费用。
　　第四十一条 购置国家推广的某些大中型农业机械的单位和个人，当地人民政府可给予适当补贴，并在贷款等方面予以照顾。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技术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推广许可证而批量生产实行强制推广鉴定农业机械的，由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而生产农业机械的，由机械工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未办亘农业机械落户和申领牌证手续而使用农业机械的，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无证驾驶、操作农业机械的，由农业机械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六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罚没处罚时，必须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收据。罚没款项缴同级财政。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竽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拒绝、阻碍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型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农业机械等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型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余凌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教授


一、 引言
从历史上看，在裁量控制的路径上，英国人走的是司法的路子。这与他们的法律传统、宪政结构、社会诉求有关。几乎所有文献都采取司法本位，这一特色鲜明而夺目。他们一开始借助私法路径，尤其是侵权法上的疏忽大意，后来过渡到传统公法的越权无效和自然正义，并以此入手，发展出公法上的合理性审查，逐渐接近到裁量的自治内核，便嘎然而止。
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策略，先易后难。因为，无论是传统的越权无效还是正当程序，都是较为客观的审查，说服力强，不易产生争议。而合理性审查就游离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变得吊诡、复杂、难于把握。无怪乎，英文文献绝大部分聚讼于此。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说，英国行政裁量的学说史，就是合理性原则的发展史。
让我们惊诧的是，英国人一旦觉得自由裁量必须受到控制，就走得相当坚决，相当彻底，也相当的远。法院拒绝不受拘束的或者绝对的裁量，所有形式的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无论多么宽泛，也不论是以主观语言来表述。在英国当下，“没有不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已然流行于坊间。更让人拍案的是，英国人采取了灵活多样、伸缩自如的审查，让司法干预随着审查对象和内容的不同，依据政治敏感性、行政自治程度等而变换着。这两点认识，无论哪一点摆到中国当下的情境中，拿我们的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相对照，都是我们尚未企及的。
德国法中偶尔也提合理，但就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以及重要性而言，远不及英国法。英国法的合理性原则也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学者诵读、研磨与发扬。新西兰似乎更愿意采取狭义的“不合理”，更广义的概念是公正（fairness），而澳大利亚对“不合理”的理解与英国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我有个直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行政法教科书上的合理性原则，仿自英国，是龚祥瑞先生的作品带进来的影响。但一直以来，我们却缺乏对英国合理性原则的深入了解。运用一手文献进行研究的作品，更是少见。对于近年来席卷英国的欧陆裁量审查技术，及其在英国的实验成效，我们也知之甚少。从文献上看，我们对合理性原则的了解似乎还不如比例原则那样透彻。这显然对不起它在我国行政法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上的重要地位。
或许也是因为缺少一个参照系，学术上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比如，“合法审查为原则、合理审查为例外”、要进一步扩大“合理审查”，以及“流行欧洲的比例原则与英联邦的合理原则彼此不兼容，无法调和”等。于是，正本清源，为我国合理性原则的阐释和发展建立一个参考坐标，便成了本文的重要使命。
二、 历史的流变
合理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既古老，又年轻，是流淌在英伦大地上的一条充满活力的溪流。“不合理”有着很悠远的私法根源，在合同、侵权、破产、贸易上都少不了它。只是之后的发展中，它找到了公法的坐标，才宣告了与私法“疏忽大意”（negligence）的分手。但历史的暧昧却缠绵至今，仍是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出现在司法格言上的行政机关合理行事义务（the duty of the executive to act reasonably），甚至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韦德（Bill Wade）耙剔了Wednesbury案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一长溜判例，都涉及合理性原则，不少法官在判决中也试图阐释“合理”（reasonable）。萨姆纳（Lord Sumner）说，（授权法中）“所表述的‘他们认为合适的’（as they think fit），必然暗含着诚实和合理之意味”。伦伯里（Lord Wrenbury）也说：“他（决定者——作者按）必须运用他的理智，确认并遵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他必须合理行事”。[1] 但是，这些判例提到的“合理规则”（rule of reason），还不是独立的审查标准。[2]

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合理性原则一度低迷，法官对它慎之又慎。这是因为它触碰到了行政裁量控制的最核心、最困难的实质问题。史密斯（de Smith）就说，在某种程度上，合理性是决定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实质性要素。[3] 要想在最接近行政自治的边缘，划出允许法院出入的区域，又不破坏分权，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畏难情绪一度让“司法沉寂主义”（judicial quietism）盛行。

然而，40年代之后，经历了Wednesbury案、Padfield案，峰回路转。随着现代社会中的裁量问题日益突出，裁量领域不断扩大，控制裁量的要求愈发迫切，合理性原则也越来越频繁地被应用。有两组统计数据足以说明： [4]

（1） 在英国，1948年之后,大约有2500多起判例提到了Wednesbury和“不合理”，其中，2160起是在199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所占比例超过了85%，1545起是在200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占61%。
（2） 在westlaw上，按照全文有“unreasonable”、关键词和主题有“judicial review”的要求检索，截止2009年7月13日，共计610起判例，其中497起是1990年之后的，占81%。在全文中加上“Wednesbury”，共检索出282起判例，其中225起判例是1990年之后的，近乎80%。现在，几乎在每周案件报告（reported cases）之中都能看到。
近年来，对该标准的依赖之所以会激增，科恩（Margit Cohn）分析认为，一方面是迎合了1980年代中期英国公法改革之浪潮，另一方面是欧洲法、尤其是比例原则的实质性影响与驱动。 [5]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恐怕还应该是出于对日益扩张的行政裁量的警惕与控制。

三、 三个经典判例
在英国的公法上缕析合理性原则，不能不提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判例，一个是Wednesbury案，它激活了合理性原则，列出了“不合理”基本内涵的表述公式，使之从抽象到具体。另一个是Padfield案，它翻开了一个新纪元（opened a new era），让合理性原则真正复兴。再有一个就是CCSU案，它让这类审查标准自成一体，另立门户，成就了一番气派。
1、 Wednesbury案
在英国，谈不合理审查，就不能不提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现在人们朗朗上口的“the Wednesbury principle”、“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on Wednesbury grounds”、“unreasonableness in the Wednesbury sense”，都与该案有关。
Wednesbury案，被誉为“法律上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案情并不复杂。在一个叫Wednesbury的小镇上，一个电影院欲申请许可。星期天娱乐法（the Sunday Entertainment Act 1932）授权行政机关在发放许可时可以“加入其认为适当的条件”。行政机关搭附了一个条件，要电影院承诺周末不让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独自上哪儿。电影院不乐意，告上法庭。案情平淡无奇，原告也不曾如愿。但主审法官格林（Lord Greene）在判决中对“不合理”一席阐述，让它变为永恒。
格林的整个判决只有两个核心观点： [6]

第一， 他提出并描述了基于“不合理”而出现的违法形态。与传统的合理行使权力（powers must be exercise reasonably）要求相比，格林给出的是更加精确、严格的标准。具体而言，包括两种违法形态：
一个是弱的、宽泛和一般意义上的不合理（weak, broad, or general unreasonableness），包括不适当目的（improper purpose）、相关和不相关考虑（relevant and irrelevant considerations），以及恶意（bad faith）。它们彼此相近，又相对独立，且能够相对客观地判断。
另一个是强意义上的不合理（strong unreasonableness），也就是（行政决定）“如此荒谬，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想到它属于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或者“如此错误，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持有这种看法”。这是Wednesbury的核心与难点，也称为狭义的Wednesbury不合理或者狭义上的“不合理”。格林把它设计为“最后的手段”（a last resort）。只有当行政决定跳过了其他所有审查标准，而行政决定依然不能为法院接受，不符合公平观念时，才能诉诸这个标准。这一格调也限定了Wednesbury不合理在当时的意义。
第二， 他敏锐地洞察到上述不合理的所有标准或理由彼此之间都可能会重合，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必要做到彼此区分干净。
格林的整个努力就是归拢“不合理”标准的内涵与关系，他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不合理”只是越权无效（ultra vires）的潜在的实际延伸。只有行政机关的裁量违反了法律，法院才能干预。这样的勾连，让法官更加放胆踏入这块敏感的领域，夯实了法院干预的正当性基础。
2、 Padfield案
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1968）案是另一个经典，被丹宁（Lord Denning）誉为“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里程碑”，“不合理”只有到了该案，才真正复活（genuinely revived）。
这是一起有关牛奶经销计划（the milk marketing scheme）的纠纷。临近伦敦的一个地区的牛奶生产商抱怨，牛奶经销委员会（the Milk Marketing Board）确定的价格没有反映运输成本的增加，自二战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但该地区在委员会中属于少数派，价格调高又会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所以，没有说动委员会。
根据1958年的农业经销法（the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ct），在这种情况下，部长有权指令一个调查委员会（a committee of investigation）去听取此类抱怨并呈递报告，部长可以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推翻牛奶经销委员会的决定。在该案中，部长认为，既然该地区牛奶生产商已在牛奶经销委员会上陈述意见了，就表明其同意关于经销计划的通常民主机制。他的属下又鲁莽地补充道，假如调查委员会作出有利于该地区的报告，那么，部长有可能采取行动。主审法官里德（Lord Reid）认为，这简直是糟糕透顶的理由（plainly a bad reason），因为法律授予部长的恰好是纠正“通常民主机制”的权力。
该案之所以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英国行政裁量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即“任何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即使是主观语言，也必须给出客观解释。诚如Lord Denning事后评价的，法定机构的裁量从来不是不受拘束的。
该案的另一个潜在意义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对其决定说明理由。在上议院看来，通过不给出决定的理由来逃避法院的控制，是不可接受的。 [7]这让合理性审查与程序性审查之间有了沟通，通过向后者的转换，避开步入优劣审查，使法官、公众更易于接受。

3、 CCSU案
在英国司法审查的发展史上，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案留下了很多经典，其中之一就是将历史上杂乱无章的司法审查标准条分缕析，重新整理一番，归为三类，条理多了，并让“非理性”（irrationality）成为了一个能够独自站立的标准。
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简称GCHQ）负责政府通信与情报工作，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其雇员上千人加入了各种全国性工会。当时，按照工会安排，GCHQ的雇员也在单位参加了几次旨在反对撒切尔政府的行动，包括罢工一天、怠工运动、反对加班等。考虑到该机构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撒切尔未事先征求工会意见，就宣布该机构的雇员不得隶属工会，只能加入一个经批准的雇员协会。而按照以往惯例，对公务员雇佣条件的任何改变，都得事先征求工会意见。所以，工会认为，其有权要求听证。遂发生争执，诉诸法院。
在该案中，主审法官迪普洛克（Lord Diplock）没有继续援用格林（Lord Greene）的Wednesbury不合理，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非理性”。并认为，它可以用自己的双脚站立，成为司法审查的一个独立标准。法官运用其训练与经验，是可以摸到这个标准的边际的。
迪普洛克给出的“非理性”公式是，行政决定“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任何明智之士考虑这个问题时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从英国后来的判例看，即便法官在判决中引用了“非理性”，行政机关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真正达到了“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的程度。
迪普洛克是在格林提出“不合理”之后，又另辟蹊径，引入了“非理性”概念。它们都是有关实质性审查的。那么，是否有差别呢？
有的学者认为有。比如莱斯特（Anthony Lester）就做了一番分析：迪普洛克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是从“不合法”（illegality）中剥离而出，格林所指的“目的不适当”和“相关考虑”，在迪普洛克的概念体系中应当属于“不合法”（illegality）范畴，而不是“非理性”。所以，迪普洛克说的“非理性”只是狭义上的实质性审查标准。 [8]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凯恩（Peter Cane）认为，“非理性通常是指不合理”。 [9]迪普洛克自己也说：（非理性）“现在可以简要地称之为Wednesbury不合理”。 [10]我也觉得它们应该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