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与设定行政许可项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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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渔业捕捞许可办法

省政府令第257号
　　

　　 《浙江省渔业捕捞许可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省长
　 二○○九年二月十八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浙江省渔业捕捞许可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规范渔业捕捞行为，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管辖海域和国家授权由本省实施渔业管理的水域（以下统称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渔业捕捞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省对渔业捕捞业实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管理和渔业捕捞许可证制度。
　　渔业捕捞许可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渔业捕捞许可工作的领导，督促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渔业捕捞许可，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捕捞许可工作。
　　 公安、交通、海事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渔业捕捞许可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渔业捕捞许可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渔业捕捞许可内部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岗位责任，加强监督检查，积极推行渔业捕捞许可网上办理等便民措施，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二章船网工具控制指标

　　 第六条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下达的海洋捕捞业船网工具指标数量,结合本省实际,确定本省海洋捕捞业船网工具指标总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海洋作业的捕捞许可证，不得超过上级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对已经转产转业的海洋捕捞渔船，应当及时核减相应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并逐级上报至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条除本条规定外，海洋捕捞渔船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的申请、受理和转移手续等，按照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一）县（市、区）内买卖海洋捕捞渔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查相关材料后，即时出具船网工具控制指标转移证明；
　　 （二）设区的市内跨县（市、区）买卖海洋捕捞渔船的，由卖出方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船网工具控制指标转出证明，买入方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查相关材料后，即时出具船网工具控制指标转移证明；
　　 （三）省内跨设区的市买卖海洋捕捞渔船的，由卖出方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船网工具控制指标转出证明，买入方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查相关材料后，即时出具船网工具控制指标转移证明；
　　 （四）跨省买卖海洋捕捞渔船的，申请人向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县（市、区）、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逐级审查，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省内购买海洋捕捞渔船的，凭船网工具控制指标转移证明，办理有关船舶检验、登记手续。跨省购买海洋捕捞渔船的，有关船舶检验、登记手续按照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船网工具控制指标转移证明时，应当核查下列材料：
　　 （一）买卖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
　　 （二）买卖双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个人身份证明；
　　 （三）卖出方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和登记（国籍）证书；
　　 （四）卖出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
　　 第九条制造海洋捕捞渔船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应当通过淘汰旧海洋捕捞渔船（不含转产转业海洋捕捞渔船）获得。制造海洋捕捞渔船的数量和功率不得超过被淘汰海洋捕捞渔船的数量和功率。
　　 第十条内陆水域捕捞渔船数量和捕捞工具的控制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跨省内陆水域捕捞渔船数量和捕捞工具的控制由省人民政府与有关省人民政府协商确定。
　　
　　第三章渔业捕捞许可证
　　
　　 第十一条从事渔业捕捞活动，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领取渔业捕捞许可证后，按照许可证核定的作业类型、作业场所、作业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作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定的作业类型、作业场所、作业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从事渔业捕捞活动。
　　 渔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出租和以其他方式转让，不得涂改、仿造、变造。
　　 第十二条渔业捕捞作业类型、作业场所、作业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的核定应当体现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维护专业捕捞渔民的合法权利，有利于作业结构调整的原则。
　　内陆渔业捕捞作业类型、作业场所、作业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的具体核定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三条渔业捕捞许可证包括：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内陆渔业捕捞许可证，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临时渔业捕捞许可证，外国渔船捕捞许可证，捕捞辅助船许可证。
　　 第十四条捕捞渔船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实行一证一船，非渔船捕捞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实行一证一人。
　　 渔业捕捞作业时，渔业捕捞许可证应当随船（身）携带，并接受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规定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所适用的特定水域、特定时间和特定渔业品种。
　　 第十六条省内购置的海洋捕捞渔船申请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时，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个人身份证明；
　　 （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转移证明；
　　 （三）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四）渔业船舶登记（国籍）证书；
　　 （五）原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
　　 （六）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除前款以外的其他捕捞渔船申请渔业捕捞许可证应当提供的相关资料，按照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除依法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外，由省、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发权限》（附件一）核发。《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发权限》需要调整的，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整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内陆渔业捕捞许可证由捕捞作业水域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捕捞作业水域跨县域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或者由其确定的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内陆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第十八条特定渔区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核发，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随机产生等方式进行。
　　 第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时，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海洋捕捞渔船作业类型、场所和时限》（附件二），核定海洋渔业捕捞的作业类型、作业场所和作业时限。渔具数量的核定按照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内陆渔业捕捞的作业类型、作业场所、作业时限、渔具数量由发证机关核定；捕捞作业水域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确定。
　　第二十条渔船的持证人、作业方式、作业场所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到发证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渔船所有权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办理渔业捕捞许可证。渔业捕捞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应当在届满前三个月申请续期。
　　第二十一条渔业捕捞许可证遗失、损坏的，持证人应当在回港后一个月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渔业捕捞许可证遗失的，补发申请应当注明遗失的地点、时间和原因，并提供村民委员会（或者渔业生产企业）出具的相关证明及报纸上刊登的遗失声明。
　　第二十二条除本办法规定的外，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核发条件、权限和程序按照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一）未取得渔业捕捞许可证从事捕捞活动的；
　　（二）违反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定的作业类型、作业场所、作业时限和渔具数量的规定从事捕捞活动的；
　　（三）买卖、出租和以其他方式转让渔业捕捞许可证，以及涂改、仿造、变造渔业捕捞许可证的。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出具船网工具控制指标转移证明的；
　　（二）超出船网工具控制指标核发渔业捕捞许可证的；
　　（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条件、权限、程序、期限核发渔业捕捞许可证的；
　　（四）有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是指允许在我国管辖海域从事捕捞活动的许可文件。
　　（二）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是指允许我国渔船在公海从事捕捞活动的许可文件。
　　（三）内陆渔业捕捞许可证，是指允许在内陆水域从事捕捞活动的许可文件。
　　（四）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是指允许在特定水域、特定时间或者对特定渔业品种从事捕捞活动的许可文件，包括允许在B类渔区从事捕捞活动。专项（特许）渔业捕捞许可证应当与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或者内陆渔业捕捞许可证同时使用。
　　（五）临时渔业捕捞许可证，是指允许在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定的作业场所以外区域临时从事捕捞活动，以及非专业渔船从事捕捞活动的许可文件，不包括2004年根据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统一核发的临时渔业捕捞许可证。
　　（六）外国渔船捕捞许可证，是指允许外国船舶、外国人在我国管辖水域从事捕捞活动的许可文件。
　　（七）捕捞辅助船许可证，是指允许为渔业捕捞生产提供服务的渔业捕捞辅助船，从事捕捞辅助活动的许可文件。
　　第二十六条海洋渔业捕捞作业场所分为A、B、C、D四类，具体划分标准按照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本省C类渔区即为农业部授权的C2类。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附件一：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核发权限核发
附件二：海洋捕捞渔船作业类型、场所和时限作业







岁末邱兴华案的思考
高军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博士生 苏州 215006）
新的一年开始，盘点2006法制，在过去的一年里，也许最值得回味的是岁末的惊天大案——邱兴华杀人一案。对邱案之印象深刻，主要不是因为它刚刚过去，尚未从记忆里消逝或模糊，而是因为通过该案，给笔者留下了诸多思考。
1、关于邱兴华的精神病鉴定权。
二审中，邱兴华的辩护律师提出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从相关的报道来看，二审法庭并未充分说明理由即对申请予以驳回。笔者认为其做法违反了法律程序，剥夺了作为刑事被告人邱兴华依法享有的申请鉴定权。有人提出，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在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申请时，法院有必须同意的规定，认为是否同意鉴定申请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故二审法庭对鉴定申请予以驳回并未违反法律程序。笔者同意上述推论的出发点，但认为，这并不能推导出法庭做法未违反法律程序的结论。
从法理上来说，被告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申请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对于无任何相应的证据来表明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鉴定申请，法庭有权予以驳回。但一个难题是，对于相应的证据而言，究竟证据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使法庭负有启动鉴定程序的义务？笔者认为，由于个案的情况千差万别，法律当然不可能对此作出统一的硬性的规定，故事实上确有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对申请书的证据要求不可过高。因为精神病鉴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不能指望申请人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更不能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有罪证明的标准来审查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只要申请人能提供证明刑事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表面的证据，一般而言，法庭就应当予以同意，从而启动对被告的精神鉴定程序。除非当申请人提出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方面的证据以后，控方能提出证明被告精神正常的充分的证据，足以排除对被告精神状况的“合理怀疑”，才可以对鉴定申请予以驳回。
本案中，从报道的情况来看，邱连续杀多人，作案动机模糊，而且手段特别残忍，远远超出一般人所为，作为表面的证据，应足以说服法官启动司法鉴定程序。遗憾的是二审法庭却在未进行充分说理的情况下，简单地以一句“不予采信”即驳回鉴定申请。笔者认为，在对被告是否进行精神鉴定这个问题上，法官不应也不能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同理，法官也不是精神病鉴定方面的专家，法官的判断不能代替医学专业的判断。法官过大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只能导致司法专横和对人权的漠视，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人治和法治的区分之一也即在于自由裁量权是否受到严格的限制。
2、外界压力与司法判决问题。
首先，邱兴华连续杀死多人，来自民众的舆论压力巨大，对于未受过专业法学教育，不了解司法程序存在的独立价值和对法治意义的、基于朴素的“杀人偿命”的自然情感，不了解《刑法》中有关的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犯罪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规定的伦理价值、以及判决一个精神病人死刑是不人道的普通民众而言，如果法院不判处邱兴华死刑，并对其执行死刑刑罚，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而法庭一旦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即至少有证明邱兴华患有精神病之可能。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如果证实邱确实患有精神病，那么邱即不会被判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法院受到压力将是巨大的，特别是来自死者亲属的压力，结下来的将是无休止的上访、“控诉”，法官和法院将陷入无穷的麻烦之中。
其次，法学精英界的压力与邱之死。邱案报道后，即受到国内法学精英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贺卫方、周永坤等著名法学家纷纷著文发表对案件的看法，为邱兴华争取精神鉴定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学者的呼吁并未被法庭采纳。最近，网上有人指责法学精英们的呼吁是干预了司法独立审判。笔者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原因在于：（1）学者是基于学者的良心和专业的敏感，为了司法程序得到尊重及司法的公平与正义而呼吁，与本案并无任何自身利益上的联系。（2）学者仅仅是从专业的角度来阐述邱案中的法理，从未超出正当的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同时亦并无任何干预法庭独立审判的举措。事实上，法庭也并未采纳学者对该案的观点，因此，所谓的学者干预法院独立审判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至于有人所说的因学者的关注，反而因此加速了邱之死的看法，笔者认为，在现行的机制下，也许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笔者同时认为，千万不要过高的估计学者的作用，学者在其中作用到底有多大，从法庭断然拒绝辩护人要求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中可以看出来，“百无一用是书生”，学者的作用其实实在是非常有限的。至于学者在本案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法官到底如何看待学者的意见，只有审判的法官才知道。
另外，来自“有关部门”的压力。邱兴华杀死多人，属惊天大案，社会震惊、各级部门震惊，之前那么多武警、公安干警等费了很大的劲才抓到他。按照传统的思维，邱兴华绝对属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典型。在岁末强调“稳定重于一切”、奉行“严打”的传统政策的情况下，有“有关部门”的压力下，“从重”、“从快”也许只能是法院的当然的选择。
3、邱之死与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
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2月28日发布《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明确废止过去发布的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所有通知。《决定》规定，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依法判决和裁定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6年12月31日以前，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已经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裁定，依法仍由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决定》同时明确，自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原第十三条的规定发布的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一律予以废止。
回到本案中，如果二审法庭同意对邱兴华进行精神鉴定，由于科学的、严肃的鉴定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那么邱兴华就完全有可能活到2007年1月1日之后，而届时死刑复核权将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虽然，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司法程序正义和保障案件审判的公正，但可能会给二审法院带来来自受害者家属的、社会普通民众的、以及“有关部门”的很大的压力。于是，就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的同一日，即2006年12月28日，邱兴华被二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邱案一审到二审程序异常迅捷，从报道的二审庭审来看，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分钟。而且，该案辩护律师张桦说，“根据程序规定，我作为邱兴华的辩护人，应该在开庭的前三日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而我是在27日中午11点才接到安康法院的电话。法院的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程序法。”另外，二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从报道中未看到出现死刑复核程序，也许是媒体报道时忽略了，但不管怎样，可以看出死刑复核与二审程序实际上是合一的。事实上，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在于最大程度地防止错杀以保障刑事诉讼中作为最基本人权的被告的生命权。但现实中，由于死刑核准权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下放，由于大量的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即为省高级人民法院，而其同时亦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事实上在先见观念的支配下，往往造成死刑核准程序虚置的局面。对于这种忽略法定刑事诉讼程序的后果，正如周永坤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核准程序权，也间接地侵犯了公民的生命权”。
随着岁末的一声枪响，邱兴华的生命宣告结束。邱之死似乎给案里案外的诸多争议最终画上了句号。但笔者认为，邱案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是深远的，对邱案的法学争论肯定不会随着邱兴华之死而马上结束。事实上，邱案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了很多关于司法程序正义、司法独立、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等事关法治走向与命运的基本法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