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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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办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85号
　　《四川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办法》已经1996年12月27日省人民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宋宝瑞
1996年12月27日



《四川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办法》已经1996年12月27日省人民政府第6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电影发行、放映活动的管理，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根据国务院《电影管理条例》和《四川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电影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专题片及其他新形式电影片的发行和放映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从事电影发行和放映活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讲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和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农村发展电影发行、放映事业，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第五条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全省电影发行、放映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电影发行、放映工作。
第六条 申请设立电影发行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我省电影发行事业的发展规划；
(二)有适应电影发行业务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符合规定资格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必需的发行经营资金；
(四)有符合要求的影片仓库、试片放映室、检片维修等设备和设施；
(五)国家电影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设立电影发行单位，应当向省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符合规定条件的，发给电影发行许可证；申请人凭许可证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并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第八条 申请设立电影放映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熟悉电影放映业务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合格的电影放映技术人员；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影放映场所和设备；
(三)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安全卫生设施；
(四)有健全的电影放映管理制度；
(五)有合法的供片渠道；
(六)国家电影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设立电影放映单位，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向主管的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一)放映球幕、环幕、穹幕、水幕、动感等新形式电影片的单位和省属放映单位向省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放映35毫米电影片的单位向市(地、州)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三)放映16毫米电影片的单位向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条 经审查符合规定条件的电影放映单位，由主管的文化行政部门发给电影放映许可证。从事营业性电影放映活动的，还应凭许可证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并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第十一条 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变更、终止，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 电影发行许可证、电影放映许可证的年检，按国家电影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电影发行单位和自行购买电影片放映权的放映单位，应从发行或放映之日起提前5日持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及与电影著作权人签订的合同，向省文化行政部门申请，领取四川省电影片公映登记证后，方可在核准的范围、期限内发行和放映。

发行或放映16毫米电影片按省文化行政部门的规定备案。
第十四条 从事电影发行、放映活动，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不得发行、放映或广告宣传未经国家电影审查机关审查通过，尚未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影片；
(三)不得发行、放映非正常渠道提供的和未办理四川省电影片公映登记证的影片；
(四)电影广告、宣传品应与其电影片内容相符，不得欺骗和误导观众；
(五)按规定上报统计报表和缴纳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并依法纳税。
第十五条 非营业性电影放映单位，不得从事营业性电影放映活动。
部队(含武警)系统内部发行和放映的电影片，不得对外发行和营业性放映；部队(含武警)系统的放映单位对外营业性放映的，应按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履行报批和登记注册手续，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因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等需要，在本省举办供内部观摩的电影片放映活动，必须向省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方可在指定的范围、时间、场所内放映。
第十七条 电视台播放电影片，按国家电影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利用电影片制作音像制品的，必须征得电影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按照国务院《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出版、复制、发行、放映手续。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电影资料片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变相的经营活动。
第十九条 放映性生理知识等内容特殊的电影片，须经省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并在规定的场所和观看范围内放映。
第二十条 营业性电影放映单位售出电影票后，须按预定的场所、场次放映。
第二十一条 电影放映单位应当维护电影院的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保证观众的安全与健康。
第二十二条 放映电影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国产电影片与进口电影片放映的时间比例。放映单位年放映国产电影片的时间不得低于年放映电影时间总和的三分之二。
第二十三条 国家电影行政管理部门对已经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电影片作出停止放映或者删剪决定的，电影发行和放映单位应当执行。
第二十四条 电影版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在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内未经电影片著作权人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复制、发行和放映。
第二十五条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电影发行、放映经营单位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擅自发行、放映未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电影片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0倍以上1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审查批准擅自进口电影片的；
(二)非法复制电影片的；
(三)利用电影资料片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变相的经营活动的；
(四)不执行国家电影行政管理部门停止放映或者删剪电影片的决定的。
第二十八条 文化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人员在电影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文化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月14日
　　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以刑为主的法律文化及相应的思维模式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


　　近些年来,随着新闻媒体对“虐童案”、“欠薪案”、“酒驾案”、“四超(驾车严重超速、超载、超限、超员)”案等案件的频频报道,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趋向于认定:第一,这些案子以及所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影响也非常恶劣；第二,为了应对相关案件当前似乎爆发频度越来越大的局面,有必要予以重罚,也就是将相关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简言之,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将“虐童入罪”、“欠薪入罪”、“酒驾入罪”(这已经部分的是事实,即“醉驾入刑”)、“四超入罪”或其他任何一种引起舆论广泛谴责的行为入罪。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幼儿的父亲,我对虐童行为的深恶痛绝、强烈愤慨的程度至少不会比绝大部分人低；同样地,作为一名出身农村的异地工作者,我也肯定属于最能体会被欠薪民工的那种失望乃至绝望的人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有几年驾龄的司机,我也颇能了解酒驾、“四超”等行为对公共安全所可能造成的巨大伤害……换言之,我并不否认被舆论热议的这些行为所具有之危害性以及当谴责性,但我还是要说:此类行为不应、至少不应甚至也不必动辄纳入刑法调整范畴。

　　首先,刑罚是一国公权体系中最为严苛的处罚措施,这意味着任何一次刑罚的实施,都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当然也就意味着在每一次刑罚施加之前都必须审慎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以此种刑罚处罚行为人的相关行为对行为人而言是否公平?另外,由于刑罚也可以说是唯一一种把累犯作为法定从重处罚理由的处罚措施,这意味着每一次刑罚的施加都意味着对当事人而言几乎是“一辈子的耻辱”。仅此而言,刑法就内在地需要保持足够的谦抑、克制,而不宜四处出击地介入社会生活。

　　其次,当下中国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所谓“转型”意味着旧的社会规范体系慢慢崩塌而新的社会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成。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有些问题可能会频繁地出现,这些问题很容易给人一种已经“无法承受”之感。可能也正因如此,人们才期望对相关问题作“重典”式治理。可以肯定,如果将相关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那么至少在短期内确实可以起到迅速规范相关领域的效果——这可以从醉驾入刑之后醉驾案大大减少这一现象得到明证。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个转型社会中,如何应对一个或一些具体问题其实不仅仅涉及到对相关具体问题的处置,更重要的或许在于:它还将引领该转型社会的社会控制机制之走向。可以肯定,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控制机制应当是回应型而不应是压制型的,因为唯有前者才能保持一个社会更大的活力,也才符合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大趋势。换言之,如果今天我们面对虐童、酒驾或其他什么行为,为了短期的“速效”而辄以刑法规制,那么,转型后的社会控制机制将必定更多地带有压制性色彩。我相信,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应该是我们国家、社会追求的目标。

　　最后,单纯从立法技术角度讲,将特定行为入刑可能也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刑法体系逻辑一致性的降低。以虐童为例,如果专门设置一个“虐童罪”,那么,定罪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当相关行为可能转化为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时,应当如何认定?也就是说,“虐童罪”的增设可能会扰乱当前刑法中关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或一般虐待之间的界限。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新增设“虐童罪”,则很可能会带来立法以及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必要的混乱。

　　而事实上,按照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对虐童行为的应对、处置措施其实本就已经较为全面了:当虐童行为情节不甚恶劣时,幼儿园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内部处罚措施可予以调整；当虐童行为情节比较严重时,则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治安处罚；当虐童行为造成严重伤害时,径直处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就行了。换言之,我之所以反对虐童入罪,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可以放任这种恶行,而仅仅是说其实既有的立法体系已经可以很好地、按相关后果的不同作出相对应等级的处置。既如此,有何必要专门发明出“虐童罪”或其他什么罪?同样地,诸如醉驾、“四超”、欠薪或其他什么被舆论期望入刑的行为几乎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就具有刑与法不分、刑与法互用、以刑为主的传统,所谓“法即刑”、“法吏即刑吏”是也。这种法律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因此即便是民事案件也往往采取刑法化的处置模式；相对应地,人们总是不惯于像西方法治国家中的公民那样把法律当作维续、救济自身利益的一种机制。因此不难想见,在尚没有完成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存在各种关于“××入刑”的呼吁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与此同时,也正因为我们这种独特的传统,才使得我们有特别的必要对这种吁求保持警惕,因为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这种以刑为主的法律文化及相应的思维模式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或至少,当我们呼吁将某种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畴时应该更为审慎地考虑、考察如下几个方面:如果把它入刑,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吗?如果把它入刑,是否对相关行为人不公平?如果把它入刑,是否会造成立法体系的混乱以及法律实施的困难?如果把它入刑,是否与当前的法治精神相悖?如果把它入刑,是否有利于当下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法律文化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