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严惩出口骗税犯罪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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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严惩出口骗税犯罪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严惩出口骗税犯罪的通知
1995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当前我国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重点口岸地区出口骗税犯罪活动十分猖獗。一些犯罪分子内外勾结，采取虚开增值税发票、假出口、假报关等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款，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危害极其严重。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以各口岸地为重点开展严厉打击出口骗税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这场斗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严厉打击出口骗税违法犯罪活动是一场保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保障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重大斗争，并且涉及当前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各级人民法院要把这项工作作为近一时期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好，切实加强领导，按照中央和当地党委的部署，积极行动，调配精干人员，充实审判力量，充分运用审判职能，同这类违法犯罪活动作坚决有效的斗争。
二、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部署下与其他有关部门积极配合，统一协调行动。对尚未起诉到法院的重大案件，要适时提前介入，了解、掌握案情。一待案件起诉后，要抓紧时间，及时审理，加快办案进度，依法尽快审结。
三、依法加大打击力度，严惩出口骗税犯罪分子。对于依法应当重判的，要坚决重判。对其中中饱私囊、贪污、受贿、投机倒把情节特别严重，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依法应该判处死刑的，要坚决判处死刑。对犯数罪的，要依法数罪并罚。对犯罪分子依法判处主刑的同时，还应依法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四、加强宣传报道，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各级法院要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大案要案，公开审理，公开宣判，公开宣传报道。通过审判案件，广泛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税制教育，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同这类犯罪活动作斗争，尽快遏制这类犯罪的蔓延势头。
五、各高级法院对本地查处的这类案件，特别是大要案的情况，要及时报告最高法院，以利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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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历史考察
秦德良
[内容摘要]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在扬弃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司法工作原则基础上，基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违法犯罪特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先后经历了l978年至1981年的确立时期，l982年至l990年的探索与实验时期，1991年至今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目前面临诸多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科学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确立时期 探索与实验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科学的刑事政策没有明确提出以前，我国虽然也强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走中共党委领导下政法专门工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但观念上却往往停留在狭义的治安概念范围内，治安问题都归咎于公安机关等政法部门。这种旧观念完全不适应新时期治安工作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猛增，大中城市青年犯罪问题尤其突出，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自1979年首次突破60万起大关后，1981年一举跃升到89万起，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确立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体制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转型社会初期的治安工作需要，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首先摆在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法部门的面前。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出要整顿好社会治安。基于这种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和原则，强调搞好社会治安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历经近10年的探索，到90年代形成了一系统体系。本文试图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勾画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以及每一阶段的特点。
一、l 978年至1981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
（一）初步提出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1978年，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期，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就提出要统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鉴于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以至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哪一个部门或哪几个部门在短期内所能完全解决的。所以，197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８个单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1979年8月，中共中央58号文件批转了该报告。指出：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动员，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门、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求在党委领导下，把宣传、教育、劳动、公安、文化等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通力合作，着眼于预防、教育、挽救和改造，积极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对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予以惩办。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这个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综合治理这一概念，但已经初步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二）两次城市治安会议明确提出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
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会议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六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197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彭真同志在全国治安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要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惩办相结合。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讲话强调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1979年12月3l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上海工作组关于整顿城市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实行打击与教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公安派出所着重抓好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工作。要深挖团伙，管理好放回社会的违法犯罪人员。要摸清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底数，组织帮助教育青少年。
1980年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l98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中央政法委的汇报，对当时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和加强工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指出：如何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全党要统一思想。针对目前的严重情况，要研究怎样打击得更有力的问题。目前社会治安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主要是认识不一，打击不力。 [1]
1981年5月中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严重情况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同时对大量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要加紧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刑事政策
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21号文件批转了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党风，并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文件中，不仅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和实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必要性作了原则的表述，而且是执政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刑事政策。从此之后，在文件、文章、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并对其涵义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四）本阶段的特点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确立，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犯罪的特点（青年犯罪与团伙犯罪）及社会犯罪原因的“综合症”决定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建国以来政治工作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2] 因此，决定了我国这一政策在其初期有其独特的特点：
第一，对社会治安问题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公安、政法工作而是从全社会、执政党、政府、集体、单位、个人的联系中，探求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出路；
第二，该时期“综合治理”的概念不清楚，工作范围不太明确，仅仅相当于一个工作方针，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实践中也没有普遍开展；
第三，理论界几乎还没有对此问题开展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确立首先是实践的需要，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明显痕迹。
二、l982年至l99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探索与实验时期
（一）具体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和工作范围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和根本措施
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出台， 指出：“一九七九年冬和一九八一年夏先后召开了城市治安会议，制定了‘综合治理’的基本措施，确定了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政策，惩处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为了争取治安情况根本好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 要求“在整顿治安中，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推广适合各种情况的安全保卫责任制，把‘综合治理’真正落实到各个方面。”“加强青少年教育是搞好‘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在整顿治安中，要贯彻执行党的打击少数，争取、分化、改造多数的一贯方针，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基本政策。”“加强基层工作和基础工作，是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
第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重点、基础、关键
1982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中，又提出了综合治理的各项要求，提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综合治理的重点，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是综合治理的基础，加强公安、司法队伍工作，并建立治安保卫责任制，是综合治理的关键。此后，综合治理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
第三，首次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围“三个方面”
1983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对社会治安要实行综合治理》，指出，“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方针，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打击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犯罪，都是综合治理的内容”。这是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内容和工作范围“三个方面”的最早提法。
第四，提出“严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
1983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宣传纲要)》的通知中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综合治理的手段有许多，有专政的手段，有行政的手段，也有教育、感化的手段。但运用专政手段，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综合治理中的首要一条，只有在采取坚决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再辅之以其他手段，才能收到综合治理的效果。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综合治理模式首先是建立在“严打”基础上的。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探索——“严打”与治安（承包）责任制
（1）“严打”
1982年开始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1983年开始了严厉打击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从此“严打”几乎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展开，中国因此进入以“严打”作为对社会进行法律控制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时期。一般认为，第一次“严打”从 1983年8月（笔者认为实际上1982年1月已经开始）至1987年1月。这次 “严打”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
虽然经过82——87年“严打”战役，但是重大刑事案件上升的势头还是很猛。这种情况表明，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打防并举，实行综合治理。
（2）治安责任制、治安承包责任制
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已经提出了“推广适合各种情况的安全保卫责任制”。很多地方都积极进行了治安责任制的实践，取得了较好效果。
（三）提出“严打”应同综合治理的其他措施配套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层次观
伴随“严打”而来的犯罪率上升的事实，使决策者认识到，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的。1984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一个报告，在批转的“通知”中，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在社会治安处于非常状态下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从长远考虑，更重要的是加强基层工作和基础工作。为此各级党委和政法部门要抓住集中打击后的有利时机，把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大大向前推进—步。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预防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3]
198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要求在这场斗争中把严厉打击同综合治理的其他措施配合起来，使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指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抓住打击、预防、改造等各个环节，通过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达到控制犯罪，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并把犯罪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目的。因此，这是全党的一项共同任务，要发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一齐来抓。并提出，要抓好领导落实和组织落实。综合治理要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各部门分工协作来抓，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第二个层次，政法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并协助党委做好宣传、组织和推动工作。第三个层次，发动和依靠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综合治理的工作。因此，各级党委要有专人负责和建立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门领导机构，切实加强对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基层组织和政权组织都要遵照中央指示，把维护社会秩序、落实综合治理措施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各级民政部门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中，要同公安、司法部门相配合，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治安保卫组织、人民调解组织整顿建设好。这个文件是最早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围“三个方面”的官方文件。这个文件总结了前三年的实践经验，全面地阐述了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应当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标志着对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认识已经深化。[4]
（四）提出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十项综合治理措施
198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通知指出，关心和教育青少年，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全党、组织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力量，从各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作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提出了十项综合治理措施：(1)全社会都要关心和教育青少年；(2)大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理想、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3)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丰富青少年的业余、课余生活；(4)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青少年的求知欲望；(5)严禁淫秽物品，整顿内容不健康的报刊，严厉打击引诱青少年犯罪的教唆犯；(6)严格纪律，在青少年中造成良好风气；(7)巩固在学率，减少辍学生；(8)认真做好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的帮教工作，教育挽救失足者；(9)充分发挥离休退休老干部、老工人、老教师的作用，精心培养青少年；(10)抓紧制定保护青少年的有关法律，切实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十项重要措施，反映出中共中央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了。
（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方法是走群众路线
1986年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质上就是一项教育、挽救人、改造人的“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根本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不能只靠哪一个部门，而是要靠全党全社会；不能只用哪一种方法，而是要用千百种方法；不能只抓一阵子，而是要长期坚持。会议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把它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该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对劳改劳教、基层基础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至此，中共中央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中心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根本方法与措施，首要环节与中心环节的关系、首要环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的关系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认真解决好四个问题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咨询专家工作规定
（2013年6月14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主任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健全立法咨询专家工作制度，发挥专家在本省地方立法工作中的智力支持作用，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广东省地方立法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根据本省地方立法对专家咨询工作的需求，按照专业门类健全、知识结构合理、人员规模适度的原则，建立立法咨询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立法咨询专家（以下简称专家），是指由省人大常委会聘请的、为省人大常委会开展地方立法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的从事相关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专业人士。
第四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在立法咨询工作中应当充分听取专家意见。
第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对专家咨询工作的统筹协调。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专家咨询的日常工作。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向专家提出咨询的，各自承办咨询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 专家库建设及专家选聘
第六条 专家库及其专家由下列三个部分组成：
（一）法律专业专家，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诉讼法学和法理学等专业的专家；
（二）财政经济、城建环保、农村农业、科教文卫、民族宗教、劳动社保、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
（三）语言文字专家、地方方言专家、民俗专家。
第七条 专家库专家的结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知识结构，有法学专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
（二）职业结构，有教学科研的专家和实务工作的专家；
（三）年龄结构，有资深的老专家和已成为学科带头人的中青年专家；
（四）比例结构，法律专业专家、其他领域专家、语言文字专家、地方方言专家、民俗专家的人数保持合理比例；
（五）人数规模，不超过八十人。
第八条 选聘专家应当坚持民主、公开、择优的原则，坚持本人自愿和民主推荐相结合。
第九条 入选专家库的专家人选以下列方式推荐：
（一）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推荐；
（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推荐；
（三）省各人民团体、省级专业协会推荐。
第十条 入选专家库的专家人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热心参与咨询工作，并有时间保障；
（三）具有高级职称或者丰富的实务工作经验；
（四）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周岁。
第十一条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对各方面推荐的专家人选进行遴选，提出专家正式人选方案，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二条 专家正式人选方案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后，由省人大常委会向被聘请的专家颁发聘书，并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名义致函专家所在单位。
第十三条 专家以专业咨询组开展活动的，由召集人负责召集。专业咨询组专家推举产生专家活动召集人，由两至三人组成。
专家活动召集人应当按要求做好有关活动的召集工作，反映专家的意见和要求。
第十四条 专家聘期从颁发聘书之日起开始，至本届省人大常委会届满时终止。
第十五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辞职或者解聘专家：
（一）本人提出辞职的；
（二）一年之内两次不参加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邀请的咨询活动的；
（三）因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担任的。
对专家的解聘，由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建议，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六条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收集专家的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或者工作领域、联系方式等信息，编印成册，印送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工作委员会等，做好专家库及其专家的信息维护工作。
专家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告知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第三章 咨询事项和咨询程序
第十七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有关专家提出咨询：
（一）本省五年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编制及法规立项；
（二）本省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审议；
（三）本省地方性法规解释；
（四）本省法规清理、立法后评估；
（五）较大的市法规审查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六）全国人大常委会征求本省意见的立法规划草案、立法计划草案；
（七）全国人大常委会征求本省意见的法律草案；
（八）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等监督工作，以及办理议案、建议；
（九）其他需要咨询的与省人大常委会职权有关的法律问题。
第十八条 向专家提出咨询，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
（一）邀请参加有关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
（二）单独拜访、约谈征求意见；
（三）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征求意见；
（四）其他方式。
第十九条 对咨询事项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可以在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听取意见时，按照专业对口原则邀请部分专家参加会议进行咨询；也可以采取单独拜访、约谈等方式向专家咨询。
邀请专家参加会议进行咨询的，应当于召开会议的五日前将会议通知、咨询提纲以及相关参考资料发送给专家；召开临时会议或者紧急会议的，应当提前通知专家。
采取单独拜访、约谈等方式向专家咨询的，应当提前将咨询提纲以及相关参考资料发送给专家。
对专家的咨询意见应当作详细记录。
第二十条 采取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咨询专家意见的，应当将咨询提纲以及相关参考资料发送给专家，并明确提出复函时间。确需作加急处理的，应当向专家作必要的说明。
采取电子邮件方式咨询专家意见的，应当将有专家意见的电子邮件或者信息复制保存。
第二十一条 咨询专家意见时应当附咨询提纲，提纲应当明确咨询的有关内容，包括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中组成人员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各方面关注度高且意见分歧比较大的问题，以及其他重点、难点问题。
第二十二条 专家对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咨询事项，应当认真研究，按时回复有关意见，重点阐明观点、理由和依据；需要书面回复的，应当提供书面意见。
专家不得以立法咨询专家的名义，从事与咨询无关的活动；未经有关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同意，不得向外披露咨询事项中尚未确定和公开的信息。
第二十三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应当认真整理和研究专家提出的咨询意见，作为工作的重要参考。
对重大问题的咨询、专家提出的重要意见及其处理情况，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应当向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
专家咨询意见应当归入工作档案。
第二十四条 对专家在单独拜访、约谈咨询时提出的意见，应当适时反馈采纳情况。
专家在立法公开、立法论证、立法听证时提出的咨询意见，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规定进行反馈。
第二十五条 应当加强对专家咨询工作情况的记录和统计，内容包括专家咨询的次数、方式等，于每年年底将咨询意见的采纳情况综合后向专家通报，并将专家咨询工作情况作为考核评价专家咨询工作成效和专家库调整的参考依据。
第四章 咨询保障
第二十六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应当考虑专家的本职工作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工作需要，主动与专家所在单位沟通协调，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立法咨询活动。
专家应当妥善处理本职工作和咨询工作的关系，统筹安排好时间，积极参与立法咨询活动。
第二十七条 应当为专家的咨询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适当的咨询费用，具体办法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制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公开、立法论证、立法听证等规定中对征求和听取专家意见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秦德良
[内容摘要]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在扬弃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司法工作原则基础上，基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违法犯罪特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先后经历了l978年至1981年的确立时期，l982年至l990年的探索与实验时期，1991年至今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目前面临诸多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科学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确立时期 探索与实验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科学的刑事政策没有明确提出以前，我国虽然也强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走中共党委领导下政法专门工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但观念上却往往停留在狭义的治安概念范围内，治安问题都归咎于公安机关等政法部门。这种旧观念完全不适应新时期治安工作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猛增，大中城市青年犯罪问题尤其突出，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自1979年首次突破60万起大关后，1981年一举跃升到89万起，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确立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体制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转型社会初期的治安工作需要，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首先摆在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法部门的面前。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出要整顿好社会治安。基于这种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和原则，强调搞好社会治安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历经近10年的探索，到90年代形成了一系统体系。本文试图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勾画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以及每一阶段的特点。
一、l 978年至1981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
（一）初步提出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1978年，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期，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就提出要统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鉴于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以至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哪一个部门或哪几个部门在短期内所能完全解决的。所以，197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８个单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1979年8月，中共中央58号文件批转了该报告。指出：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动员，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门、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求在党委领导下，把宣传、教育、劳动、公安、文化等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通力合作，着眼于预防、教育、挽救和改造，积极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对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予以惩办。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这个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综合治理这一概念，但已经初步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二）两次城市治安会议明确提出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
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会议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六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197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彭真同志在全国治安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要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惩办相结合。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讲话强调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1979年12月3l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上海工作组关于整顿城市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实行打击与教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公安派出所着重抓好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工作。要深挖团伙，管理好放回社会的违法犯罪人员。要摸清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底数，组织帮助教育青少年。
1980年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l98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中央政法委的汇报，对当时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和加强工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指出：如何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全党要统一思想。针对目前的严重情况，要研究怎样打击得更有力的问题。目前社会治安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主要是认识不一，打击不力。 [1]
1981年5月中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严重情况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同时对大量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要加紧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刑事政策
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21号文件批转了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党风，并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文件中，不仅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和实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必要性作了原则的表述，而且是执政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刑事政策。从此之后，在文件、文章、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并对其涵义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四）本阶段的特点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确立，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犯罪的特点（青年犯罪与团伙犯罪）及社会犯罪原因的“综合症”决定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建国以来政治工作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2] 因此，决定了我国这一政策在其初期有其独特的特点：
第一，对社会治安问题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公安、政法工作而是从全社会、执政党、政府、集体、单位、个人的联系中，探求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出路；
第二，该时期“综合治理”的概念不清楚，工作范围不太明确，仅仅相当于一个工作方针，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实践中也没有普遍开展；
第三，理论界几乎还没有对此问题开展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确立首先是实践的需要，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明显痕迹。
二、l982年至l99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探索与实验时期
（一）具体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和工作范围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和根本措施
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出台， 指出：“一九七九年冬和一九八一年夏先后召开了城市治安会议，制定了‘综合治理’的基本措施，确定了打击刑事犯罪的方针、政策，惩处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为了争取治安情况根本好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 要求“在整顿治安中，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把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推广适合各种情况的安全保卫责任制，把‘综合治理’真正落实到各个方面。”“加强青少年教育是搞好‘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在整顿治安中，要贯彻执行党的打击少数，争取、分化、改造多数的一贯方针，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基本政策。”“加强基层工作和基础工作，是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
第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重点、基础、关键
1982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中，又提出了综合治理的各项要求，提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综合治理的重点，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是综合治理的基础，加强公安、司法队伍工作，并建立治安保卫责任制，是综合治理的关键。此后，综合治理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
第三，首次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围“三个方面”
1983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对社会治安要实行综合治理》，指出，“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方针，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打击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犯罪，都是综合治理的内容”。这是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内容和工作范围“三个方面”的最早提法。
第四，提出“严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
1983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宣传纲要)》的通知中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综合治理的手段有许多，有专政的手段，有行政的手段，也有教育、感化的手段。但运用专政手段，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综合治理中的首要一条，只有在采取坚决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再辅之以其他手段，才能收到综合治理的效果。这就意味着我国的综合治理模式首先是建立在“严打”基础上的。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探索——“严打”与治安（承包）责任制
（1）“严打”
1982年开始了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1983年开始了严厉打击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从此“严打”几乎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展开，中国因此进入以“严打”作为对社会进行法律控制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时期。一般认为，第一次“严打”从 1983年8月（笔者认为实际上1982年1月已经开始）至1987年1月。这次 “严打”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者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组织反动会道门、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
虽然经过82——87年“严打”战役，但是重大刑事案件上升的势头还是很猛。这种情况表明，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打防并举，实行综合治理。
（2）治安责任制、治安承包责任制
198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已经提出了“推广适合各种情况的安全保卫责任制”。很多地方都积极进行了治安责任制的实践，取得了较好效果。
（三）提出“严打”应同综合治理的其他措施配套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层次观
伴随“严打”而来的犯罪率上升的事实，使决策者认识到，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的。1984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一个报告，在批转的“通知”中，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在社会治安处于非常状态下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从长远考虑，更重要的是加强基层工作和基础工作。为此各级党委和政法部门要抓住集中打击后的有利时机，把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大大向前推进—步。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预防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3]
198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要求在这场斗争中把严厉打击同综合治理的其他措施配合起来，使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指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抓住打击、预防、改造等各个环节，通过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达到控制犯罪，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并把犯罪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目的。因此，这是全党的一项共同任务，要发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一齐来抓。并提出，要抓好领导落实和组织落实。综合治理要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各部门分工协作来抓，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第二个层次，政法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并协助党委做好宣传、组织和推动工作。第三个层次，发动和依靠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综合治理的工作。因此，各级党委要有专人负责和建立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门领导机构，切实加强对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基层组织和政权组织都要遵照中央指示，把维护社会秩序、落实综合治理措施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各级民政部门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中，要同公安、司法部门相配合，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治安保卫组织、人民调解组织整顿建设好。这个文件是最早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范围“三个方面”的官方文件。这个文件总结了前三年的实践经验，全面地阐述了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应当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标志着对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认识已经深化。[4]
（四）提出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十项综合治理措施
198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通知指出，关心和教育青少年，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全党、组织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力量，从各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作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提出了十项综合治理措施：(1)全社会都要关心和教育青少年；(2)大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理想、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3)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丰富青少年的业余、课余生活；(4)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青少年的求知欲望；(5)严禁淫秽物品，整顿内容不健康的报刊，严厉打击引诱青少年犯罪的教唆犯；(6)严格纪律，在青少年中造成良好风气；(7)巩固在学率，减少辍学生；(8)认真做好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的帮教工作，教育挽救失足者；(9)充分发挥离休退休老干部、老工人、老教师的作用，精心培养青少年；(10)抓紧制定保护青少年的有关法律，切实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十项重要措施，反映出中共中央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了。
（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方法是走群众路线
1986年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质上就是一项教育、挽救人、改造人的“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根本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不能只靠哪一个部门，而是要靠全党全社会；不能只用哪一种方法，而是要用千百种方法；不能只抓一阵子，而是要长期坚持。会议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把它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该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对劳改劳教、基层基础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至此，中共中央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中心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根本方法与措施，首要环节与中心环节的关系、首要环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的关系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六）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认真解决好四个问题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咨询专家工作规定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咨询专家工作规定
（2013年6月14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主任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健全立法咨询专家工作制度，发挥专家在本省地方立法工作中的智力支持作用，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广东省地方立法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根据本省地方立法对专家咨询工作的需求，按照专业门类健全、知识结构合理、人员规模适度的原则，建立立法咨询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立法咨询专家（以下简称专家），是指由省人大常委会聘请的、为省人大常委会开展地方立法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的从事相关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专业人士。
第四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在立法咨询工作中应当充分听取专家意见。
第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对专家咨询工作的统筹协调。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专家咨询的日常工作。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向专家提出咨询的，各自承办咨询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 专家库建设及专家选聘
第六条 专家库及其专家由下列三个部分组成：
（一）法律专业专家，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诉讼法学和法理学等专业的专家；
（二）财政经济、城建环保、农村农业、科教文卫、民族宗教、劳动社保、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
（三）语言文字专家、地方方言专家、民俗专家。
第七条 专家库专家的结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知识结构，有法学专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
（二）职业结构，有教学科研的专家和实务工作的专家；
（三）年龄结构，有资深的老专家和已成为学科带头人的中青年专家；
（四）比例结构，法律专业专家、其他领域专家、语言文字专家、地方方言专家、民俗专家的人数保持合理比例；
（五）人数规模，不超过八十人。
第八条 选聘专家应当坚持民主、公开、择优的原则，坚持本人自愿和民主推荐相结合。
第九条 入选专家库的专家人选以下列方式推荐：
（一）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推荐；
（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推荐；
（三）省各人民团体、省级专业协会推荐。
第十条 入选专家库的专家人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热心参与咨询工作，并有时间保障；
（三）具有高级职称或者丰富的实务工作经验；
（四）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周岁。
第十一条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对各方面推荐的专家人选进行遴选，提出专家正式人选方案，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二条 专家正式人选方案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后，由省人大常委会向被聘请的专家颁发聘书，并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名义致函专家所在单位。
第十三条 专家以专业咨询组开展活动的，由召集人负责召集。专业咨询组专家推举产生专家活动召集人，由两至三人组成。
专家活动召集人应当按要求做好有关活动的召集工作，反映专家的意见和要求。
第十四条 专家聘期从颁发聘书之日起开始，至本届省人大常委会届满时终止。
第十五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辞职或者解聘专家：
（一）本人提出辞职的；
（二）一年之内两次不参加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邀请的咨询活动的；
（三）因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担任的。
对专家的解聘，由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建议，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六条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收集专家的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或者工作领域、联系方式等信息，编印成册，印送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工作委员会等，做好专家库及其专家的信息维护工作。
专家相关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告知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第三章 咨询事项和咨询程序
第十七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可以就下列事项向有关专家提出咨询：
（一）本省五年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编制及法规立项；
（二）本省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起草、审议；
（三）本省地方性法规解释；
（四）本省法规清理、立法后评估；
（五）较大的市法规审查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六）全国人大常委会征求本省意见的立法规划草案、立法计划草案；
（七）全国人大常委会征求本省意见的法律草案；
（八）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等监督工作，以及办理议案、建议；
（九）其他需要咨询的与省人大常委会职权有关的法律问题。
第十八条 向专家提出咨询，可以采取下列方式进行：
（一）邀请参加有关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
（二）单独拜访、约谈征求意见；
（三）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征求意见；
（四）其他方式。
第十九条 对咨询事项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可以在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听取意见时，按照专业对口原则邀请部分专家参加会议进行咨询；也可以采取单独拜访、约谈等方式向专家咨询。
邀请专家参加会议进行咨询的，应当于召开会议的五日前将会议通知、咨询提纲以及相关参考资料发送给专家；召开临时会议或者紧急会议的，应当提前通知专家。
采取单独拜访、约谈等方式向专家咨询的，应当提前将咨询提纲以及相关参考资料发送给专家。
对专家的咨询意见应当作详细记录。
第二十条 采取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咨询专家意见的，应当将咨询提纲以及相关参考资料发送给专家，并明确提出复函时间。确需作加急处理的，应当向专家作必要的说明。
采取电子邮件方式咨询专家意见的，应当将有专家意见的电子邮件或者信息复制保存。
第二十一条 咨询专家意见时应当附咨询提纲，提纲应当明确咨询的有关内容，包括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中组成人员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各方面关注度高且意见分歧比较大的问题，以及其他重点、难点问题。
第二十二条 专家对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咨询事项，应当认真研究，按时回复有关意见，重点阐明观点、理由和依据；需要书面回复的，应当提供书面意见。
专家不得以立法咨询专家的名义，从事与咨询无关的活动；未经有关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同意，不得向外披露咨询事项中尚未确定和公开的信息。
第二十三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应当认真整理和研究专家提出的咨询意见，作为工作的重要参考。
对重大问题的咨询、专家提出的重要意见及其处理情况，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应当向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
专家咨询意见应当归入工作档案。
第二十四条 对专家在单独拜访、约谈咨询时提出的意见，应当适时反馈采纳情况。
专家在立法公开、立法论证、立法听证时提出的咨询意见，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规定进行反馈。
第二十五条 应当加强对专家咨询工作情况的记录和统计，内容包括专家咨询的次数、方式等，于每年年底将咨询意见的采纳情况综合后向专家通报，并将专家咨询工作情况作为考核评价专家咨询工作成效和专家库调整的参考依据。
第四章 咨询保障
第二十六条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应当考虑专家的本职工作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工作需要，主动与专家所在单位沟通协调，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立法咨询活动。
专家应当妥善处理本职工作和咨询工作的关系，统筹安排好时间，积极参与立法咨询活动。
第二十七条 应当为专家的咨询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适当的咨询费用，具体办法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制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公开、立法论证、立法听证等规定中对征求和听取专家意见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