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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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权，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权利，它的行使能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包括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1]解除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凭解除人单方的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即可，不需要对方当事人同意。解除权的行使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2、做出解除行为并通知对方当事人；3、在有效期限内行使。这个有效期限就是合同解除权行使的除斥期间。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解除权行使的除斥期间既可以由法律规定，也可以由当事人约定；第二款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经对方催告后的合理期限为除斥期间。审判实践中，在处理具体合同解除案件适用该规定时，有不少疑问亟待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1、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还遗漏了一种情况下的除斥期间，即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且对方没有催告的情况下解除权的除斥期间。2、此处的“合理期间”应该怎么认定，多少才算合理呢? 3、除斥期间自何时起算？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且对方没有催告的情况下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有人认为既然对方没有催告，那么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行使解除权。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如果说为了保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防止违约方利用违约获取“不当得利”，赋予守约方解除权，系公平正义要求的体现，那么，允许解除权人在过长的期限内解除合同，动辄废止既有的合同关系，且恢复原状，则破坏现存的法律秩序，走到了公平正义的反面。[2]笔者认为，可以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的规定。其理由是：1、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为一年，而解除权与撤销权都属于形成权，因此参照此规定也比较合理。2、规定一年的期限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解除权，这样不仅有利于尽早确定违约行为发生后的合同关系，而且可以防止权利人滥用权力给对方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担心和损失。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合同法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限”。笔者认，同样可以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三个月的期限。参照适用的理由有：一是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为一年，而解除权与撤销权都属于形成权，因此参照此规定也比较合理。二是规定一年的期限是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解除权，这样不仅有利于尽早确定违约行为发生后的合同关系，而且可以防止权利人滥用权力给对方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担心和损失，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三是期限过长，意味着现有的合同关系随时可能会因为解除权人的行为而遭到破坏，出于不稳定的状态，这实际上有损于社会利益，不符合《合同法》设置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

　　最后一个是关于除斥期间如何起算问题。笔者认为，法律或者当事人双方已经规定了解除权行使的除斥期间及其起算的，当然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合意确定起算点。如果没有规定或约定的，且当事人经过催告，催告中明确了起算点的，依其约定；未明确的，可以把催告通知到达的次日作为除斥期间的第一日。那么在既无法律规定和当事人又无约定，且无催告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起算点呢？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除斥期间不起算；这就导致解除权会较长时间地存续，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第二种观点认为，在违约的情况下，适用或者类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从解除权发生之日起算。

　　参考文献：

[1]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第三版,第604页。

[2]崔建远：《解除权问题的疑问与释答（上篇）》 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


　　（作者单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
高官旁听审判可否悄悄进行

　　　　　　　　　　　杨涛


9月13日上午9时，92名正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走进北京市一中院大法庭，他们前来旁听一起因不服公房租赁合同变更而状告西城区政府的“民告官”案。92名省部级高官中，包括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原最高法院副院长、现司法部副部长张军等人，他们多数是第一次到法院旁听庭审。（《北京晚报》9月13日）
尽管《行政诉讼法》颁布有十多年了，但这部法律在实施中却遭遇到不少的困难，有的地方法院的审判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有的地方行政判决执行难，判决成了一纸空文；作为被告的政府机关不派人出庭也时有耳闻。这里面的因素很多，但无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官员头脑中法治意识的淡薄，存在权大于法的观念是一个重要因素。因而，让省部级高官来旁听行政审判，正如牛有成所说：“旁听此类案件对增强法制意识，依法行政很有好处。”
但是，该报道又说：“由于案件和旁听人员的重要性，此案由长期从事行政审判工作、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的高级法官、市一中院副院长李新生亲任审判长。”看来，高官们来旁听审判早就打好招呼，法院也早精心研究好了审理什么案件，由?来审，动员了全法院的力量来共同“过好这个堂”，甚至可能连记者都事先通知了。如果我的猜测成立的话，高官们旁听的“作秀”意义要大于高官们想真心感受庭审从而增强依法行政意识的意义。
本来，只要案件不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任何公民凭身份证就可以到法院旁听审判，高官们当然也可以以普通公民身份来法院旁听审判。因而，高官们如果想真正了解我国行政诉讼在现实中实施的情况，通过了解真实情况来增强自身和教育下属依法行政，完全可以通过工作人员了解到法院对于案件审理的安排，选择一、二个典型的案件到时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旁听，这才能实实在在地真正感受实际中法院对于行政案件如何审判。
因为，如果一切都事先打好招呼，那么法院就可能选择那些干扰、风险不太的案件，选择素质比较高的法官参加“汇报表演”，甚至不排除事先研究好案情和可能出现的意外，以防不测。而那些恐怕平时并不怎么买“法院的帐”的政府机关在听到高官们要旁听审判时，也不得不重视起来，甚至“一把手”亲自出庭。而主审的审判长在高官们的注视和镁光灯下，也在经意和不经意之间，进入了一种表演的状态，可能关注高官们的反映比关注当事人多一些。如此一来，呈现在高官们眼前的庭审就不再是一种能客观反映法院日常审理的成百上千个行政案件中实际情形的庭审，而是一种经过“格式化”后的庭审，一种带扭曲的庭审。这种庭审的旁听也许最大的意义就是表明了高官们重视行政审判，对于了解实际运行中的行政审判和它存在的困境也许是无济于事。
高官们多多旁听行政审判是好事，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为表明去旁听了而旁听，而是想真正了解实际中行政审判是怎样的现状，不妨以普通公民身份悄悄地去旁听！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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