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评审管理的几项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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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秉志,北师大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



　　“慎用死刑”是契合社会发展进程和法治发展状况的必然选择。考虑到现实国情民意,慎用死刑政策的贯彻重点应在于立法上不合理配置死刑、现阶段又无法即行废止死刑的非暴力犯罪,需要在严格掌握死刑的适用标准、遵循死刑的正当程序的基础上,合理衡量案件的各种罪前、罪中和罪后情节,适当参酌案外因素,尤其是舆情民意,努力寻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废止了13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是我国继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又一极具震撼性的死刑改革的重大举措。其实,在“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中,“少杀”已是我国当下理性的选择与普遍之共识,反映了民智的逐步开启和人权与法治的持续进步；但就“慎杀”来说,无论是其内涵还是贯彻的具体措施,从普通民众到专业人士均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慎杀”亦即慎用死刑的准确理解与把握,不仅事关“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乃至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贯彻,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方向,涉及到中国法治文明的进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慎用死刑及其价值蕴含
　　作为死刑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慎杀”即慎用死刑是指死刑的配置与适用应当慎重而有节制。其价值蕴含主要体现在:
　　首先,是契合构建和谐社会之社会目标。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尤其要充分考量刑罚的功效,适时进行刑罚改革,使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的配置、适用与执行更加人道化、理性化；应考察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刑法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而更好地发挥刑法的社会调整功能。其焦点无疑在于“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的切实贯彻,并凸显为限制、减少与慎重适用死刑。
　　其次,为死刑的立法改革与司法改进提供政策支持。政策是法律的“灵魂”。而“少杀、慎杀”即是我国现阶段鲜明坚持的死刑政策,它为限制与减少死刑的适用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再次,倡导尊重生命、保障人权并防止错判、误判。在现阶段仍保留死刑的前提下,慎重适用死刑无疑合乎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况且,死刑本身就具有错判、误判等不可逆转之弊端。在我国,死刑案件错判、误判的现象亦非个别。近年来相继见诸报端的藤兴善案、聂树彬案、李华伟案、杜培武案等,都充分印证了慎重适用死刑的必要性。
　　其四,适应当下的国情民意。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在当今中国仍有很大的市场,法律实务部门对死刑的迷信与依赖心理依然甚为严重,死刑甚至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维系公平、伸张正义必不可少的社会心理寄托。立足于这一国情民意,为了确保死刑改革进程的顺利进行,并最终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考察、分析、预测可行的条件和环境。
　　其五,顺应限制与废止死刑之国际趋势。截至2009年6月30日,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了死刑。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死刑的存与废就是一个国家刑法文明和人道与否的标志,但在现阶段还需要保留死刑的国家,严格控制、合理减少并慎重适用死刑,无疑已是刑罚向人道化方向发展的共识与大势。
　　笔者认为,由刑事实体法即刑法角度而言,慎用死刑政策的切实贯彻有赖于严格掌握死刑适用标准,合理衡量死刑案件的情节,并适当参酌案外因素,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严格掌握死刑适用标准
　　尽管我国现行死刑立法与司法近年来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毋庸讳言,慎用死刑政策并未得到切实的遵循,其在立法配置与司法适用两方面仍有较大的完善和改进空间,在死刑适用标准这一重大问题的把握上亦是如此。
　　首先是在刑法立法中死刑适用标准存在着缺陷,并需完善。我国现行刑法典总则确立的死刑适用标准——“罪行极其严重”——实际上与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最严重罪行”相比——尚有差距；另外死刑罪名过于庞杂,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仍有31种在立法上配置死刑；死刑适用条件规定过于原则；以及仍有绝对死刑之法定刑设置。
　　为了弥合刑法典的结构性缺陷,强化其内在的协调性,同时与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刑事准则相协调,有必要采取立法改革措施,完善死刑规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在条件成熟时,应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将死刑适用的总体标准修正为“最严重的罪行”；进一步削减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逐步将死刑只配置于那些侵犯公民、社会和国家重大法益的极其严重的犯罪；明确规定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标准,并完善死刑缓期执行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
　　其次是在刑事司法中死刑适用也存在不足,并需改进。死刑适用问题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存在过于保守或者激进的极端司法观念；第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某些具体犯罪无司法解释,且表述过于原则和模糊；第三对死刑案件的非法干扰因素仍相当严重；第四死刑判决与执行的绝对数量大,且具体数字仍属于国家机密,这实际上也是我国人权状况饱受国际社会诘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死刑适用不足的改进,可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在死刑改革态度上既不能抱残守缺而过于保守,也不能过于激进,而应理性、稳健、合乎时宜地逐步推进,从而在避免社会震荡的同时使死刑改革获得更多的公众认同。其二,对非暴力犯罪应尽量不适用死刑或者以刑法司法解释的方式宣布停止适用死刑。其三,对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要在充分考虑国情民意的基础上,重视和扩大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适用,以死刑缓期执行来逐步替代死刑立即执行的大部分适用。其四,对具体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尽可能地制定出较为统一、操作性强的具体犯罪(尤其是死刑适用比较集中的罪名)的死刑适用标准。其五,从法律和制度上切实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法官依法独立办案,维护死刑案件的二审、复核乃至核准程序的独立性,保障被告人依法所享有的复审权,切实遵循司法职能分工的原则。其六,随着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进展和死刑数量的不断下降,应努力改变观念并创造条件,尽早定期公开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字,让国际社会和我国公众了解中国死刑判决和执行的状况,加强对死刑的司法监督。

　　正确衡量死刑案犯罪情节
　　死刑案件中的各种罪前、罪中和罪后情节,是决定应否适用死刑以及选择何种死刑执行方式的根据所在。只有将死刑适用与否的裁决根植于对具体案件的所有罪前、罪中与罪后情节进行整体的合理衡量的基础上,才能彰显慎用死刑政策所强调的合理性、节制性、慎重性与不得已性。而且,笔者认为,罪中情节尤其是犯罪行为及其危害后果应是整体考量的决定性因素；而罪前、罪后情节只能起辅助作用,不能本末倒置地颠覆罪中情节的应有影响。这一论点同样适用于死刑裁量。
　　首先,以罪中情节为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首要依据。在各种罪中情节中,作为犯罪构成事实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在刑罚裁量包括死刑适用中无疑应居于核心地位,当然犯罪故意也是犯罪构成事实的重要内容,其对于死刑适用与否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忽略；至于犯罪手段、犯罪动机、犯罪的时间和地点等相关事实,尽管通常被认为是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情节,但在死刑适用时亦必须正视。就犯罪行为而言,行为方式如何、行为或侵害次数多少,会对死刑适用产生一定的影响。就犯罪手段来说,手段是否特别残忍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需要考虑的因素。就犯罪对象而言,有些犯罪因侵害的对象不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有一定差异。而就危害后果而言,其性质及程度的不同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必须考虑的因素。另外,就犯罪故意而言,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是预谋犯罪还是激情犯罪,都会直接反映出行为人犯意的坚决程度和主观恶性的大小,进而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轻重,故而也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　
　　其次,以罪前、罪后情节作为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必要补充。罪前、罪后情节虽非发生于犯罪实施过程之中,但却能为我们判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今后改造的难易程度补充必要的考量素材,所以对于正确裁量死刑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罪前情节作为犯罪实施前的事实状况,主要包括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动机、犯罪的原因(被害人过错、民间矛盾激化等)、犯罪人的基本情况等。而罪后情节作为犯罪完成后的事实状况,既包括行为人自首、坦白、立功等法定情节,也包括行为人赔偿、积极退赃、挽回损失、畏罪潜逃以及被害方谅解等酌定情节。
　　另外,还要适当参酌舆情民意。在具体贯彻慎用死刑政策时,需要适当参酌一些案件因素,诸如社会舆论、媒体、网络和民众的关注程度以及相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意见等。对这些案外因素的适当参酌,并非就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和对司法独立的弃守,而是在考虑到现实国情民意与法治发展状况的前提下,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适当之举,亦符合完善法律监督机制的要求。
司法部办公厅 等


司法部办公厅 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关于律师从事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业务的通知
司法部办公厅 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计委（计经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为了规范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维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招标投标市场的正常秩序，规范律师从事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业务的行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律师从事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业务是指为招标数额较大或采取国际招标的建设项目的招投标文件、合同文本提供咨询；审查、修改、制作相关法律文件，以及就招标文件最终文本出具法律咨询意见书等活动。
二、为了保证国家投资的效益和安全，项目法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当聘请律师就招标文件和有关合同文本出具法律咨询意见书。招标方案中应附具项目法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该复印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计经委）或有关部门审核后随招标方案报国家计委备
案。
三、从事专职律师工作两年以上，熟悉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和法律业务，有较好的职业道德素质，没有受过行政处罚的律师，经过司法部、国家计委或其委托的培训机构举办的有关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投标法律业务培训并考试合格，可以从事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投标法律业务。
四、律师出具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咨询意见书的要求：
（一）法律咨询意见书应就招标投标项目的有关内容发表结论性意见，表明其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法律咨询意见书应当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参照司法部和国家计委制定的格式作出全面说明和结论性意见；
（三）对于招标文件所述的有关内容，律师必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进行审查，对于某些不够准确或不完整或暂时不能作到准确或完整的内容，律师可以要求项目法人或投标代理机构对此作出解释说明或相应的保证，并在法律意见书中作出相应的说明；
（四）律师法律咨询意见书应在所有招标文件定稿后出具，在意见书出具后，有关招标文件的任何修改应通知律师，如涉及新法律问题或应主管部门要求，律师应发表补充意见；
（五）法律咨询意见书应由经办律师签字盖章；
（六）项目法人委托的律师应着重确认项目法人主体、项目及招标文件内容的合法性；
（七）律师出具法律咨询意见书，应受勤勉尽责义务的约束，不得出具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法律意见。
五、作为投标人委托的律师在法律咨询意见书中应当明确说明投标人的主体资格；资质等级是否符合招标的要求；投标人是否曾有过重大的违约，目前有无诉讼；投标人在过去的三年内是否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或其他重大事故。
如果投标文件附有投标保函、成本超支保函等有关项目的担保，投标人的律师应认真审查这些担保书的内容和出具的条件，在律师法律咨询意见书中应就这些担保发表意见，确认担保的内容和出具程序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六、作为国际招标项目中的律师出具的法律咨询意见书除应包括上述有关内容外，还应依照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着重对下列问题进行审查和作出说明：
（一）项目法人、招标代理机构或投标人是否具有进行国际招标或投标的资格，是否经过正当审批；
（二）项目本身是否符合国际招标的条件；进行国际招标的各项程序性工作，包括立项、概算和审批文件是否完备、合法；
（三）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是否存在违反中国法律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和通常的法律实践程序；索赔、环保、保险、仲裁和生效等重要的条款是否存在潜在问题。
七、从事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必须根据规定提取职业责任风险准备金或者购买职业责任保险，职业责任风险准备金的年度提取比例不低于从事招标投标法律业务净收入的10％。有关购买保险的规定另行制定。
八、律师在承办上述业务时，与委托人串通作弊，提供有虚假、误导性内容或有重大遗漏、重大错误内容的法律意见书，以及其他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行为的，由司法行政机关会同计划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止从事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投标法律
业务。
以上通知，望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1998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