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洗浴美容美发业治安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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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1年第14号）
　　
　　《长沙市蔬菜基地管理条例》已由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1年10月27日通过，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1年11月27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2011年12月8日


长沙市蔬菜基地管理条例

　　
　　第一条为了加强蔬菜基地的管理，稳定和发展蔬菜产业，保障蔬菜的有效供给和食用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蔬菜基地的规划、建设、使用、保护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蔬菜基地，是指市人民政府根据城镇人口对蔬菜的需求而确定的常年用于商品蔬菜生产的耕地和蔬菜科研、良种繁育的场地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用地。
　　
　　第三条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蔬菜基地管理工作的领导，将蔬菜基地规划、建设纳入本行政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健全蔬菜产业风险应对机制。
　　
　　第四条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蔬菜基地的统一管理。
　　
　　土地、规划、发展和改革、财政、物价、商务、水务、环保、食安办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蔬菜基地的相关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蔬菜基地管理的有关具体工作。
　　
　　第五条蔬菜基地的管理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规范建设、占补平衡、严格监管的原则。
　　
　　第六条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镇人口人均面积0.033亩的标准测算全市蔬菜基地的面积，并制定各区、县（市）面积指标分解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蔬菜基地由市蔬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区、县（市）人民政府，根据长沙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长沙市蔬菜产业发展规划和长沙市蔬菜基地建设规范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告。蔬菜基地由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设立保护标志。
　　
　　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蔬菜基地登记造册，建立档案。
　　
　　长沙市蔬菜基地建设规范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八条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蔬菜后备基地的规划工作。因城镇人口增长或者被征收、征用而造成蔬菜基地面积不足的，应当及时从蔬菜后备基地中补充。
　　
　　第九条蔬菜基地应当常年种植蔬菜。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弃种抛荒；
　　
　　（二）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擅自改变蔬菜基地的性质和用途；
　　
　　（三）在蔬菜基地上取土、挖砂影响蔬菜种植；
　　
　　（四）向蔬菜基地倾倒、排放有毒有害的污水和气体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五）在蔬菜基地周围建设污染环境、影响蔬菜生产的项目；
　　
　　（六）其他损害蔬菜基地的行为。
　　
　　第十条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对蔬菜基地的生产环境进行定期监测。发现生产环境可能影响蔬菜基地正常生产的，应当及时采取相关保护措施。
　　
　　第十一条蔬菜基地一经确定，必须严格保护。确需征收、征用蔬菜基地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征收、征用蔬菜基地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蔬菜基地被征收、征用的，市、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占补平衡的原则，及时补充蔬菜基地。
　　
　　第十二条蔬菜基地被征收后，应当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由财政设立专户储存，专项用于蔬菜基地的建设、改造以及本条例规定的其他扶持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收、缓收、免收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三条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收取应当接受同级蔬菜、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使用应当接受同级财政、审计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县（市）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收取和使用，还应当接受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十四条根据蔬菜基地的建设发展需要，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蔬菜基地扶持资金。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由财政专项资金、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和用于蔬菜产业发展的价格调节基金等构成。
　　
　　第十五条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制定蔬菜基地扶持资金年度使用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用蔬菜基地扶持资金。
　　
　　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蔬菜基地扶持资金：
　　
　　（一）新建蔬菜基地的；
　　
　　（二）扩建和提质改造现有蔬菜基地的；
　　
　　（三）推广科学种菜、育苗，进行技术培训、科研实验、技术推广的；
　　
　　（四）因自然灾害造成蔬菜基地重大损失的；
　　
　　（五）其他政策性支持的项目。
　　
　　享受本市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的，应当优先保障本市蔬菜供应。
　　
　　第十七条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应当向社会公告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的使用方案。
　　
　　申请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有关规定提交书面申请。
　　
　　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对申请进行审查，并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公示给予扶持的蔬菜基地及扶持金额。公示无异议的，应当按计划拨付资金。
　　
　　财政、审计和其他专项资金行政主管部门对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的使用实施监督。
　　
　　第十八条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规定，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的生产，配备蔬菜质量检测设施，对生产的蔬菜进行检测，确保蔬菜质量安全。
　　
　　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推进标准化蔬菜生产，建立健全蔬菜检验检测、质量追溯和质量安全风险预警体系，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水平。
　　
　　蔬菜基地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对蔬菜基地的蔬菜质量安全进行监测。蔬菜基地扶持资金中应当安排一定的费用，用于农业技术服务机构的蔬菜质量安全监测。
　　
　　第十九条坚持多渠道增加对蔬菜基地建设的投入。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涉及农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中扶持蔬菜基地建设，引导、鼓励蔬菜生产经营者增加对蔬菜基地的投入。
　　
　　第二十条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场需求，为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提供生产、销售等信息服务；建立覆盖主要蔬菜品种的生产、流通、销售各个环节的信息监测、预警和发布制度，对种植面积、产量、交易量、库存量及价格进行及时监测，引导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合理安排生产和经营活动；及时向社会公布蔬菜基地的蔬菜质量监测结果。
　　
　　第二十一条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蔬菜市场监测结果和预测分析，及时制定本市应急蔬菜种植方案。对根据本市应急蔬菜种植方案进行生产的经营者，可以按照在本市的蔬菜上市量给予一定补贴。
　　
　　第二十二条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推广和应用新技术，采取多种形式对基地生产经营者进行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提高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安全生产意识和科学种菜水平。
　　
　　第二十三条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扶持繁育、引进适合本地的优良蔬菜品种，满足全市蔬菜基地的用种、用苗需要。
　　
　　第二十四条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蔬菜市场建设和蔬菜市场应急供应的调控，扶持建设多元化的蔬菜流通服务体系，引导蔬菜基地与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型连锁超市等实现产销对接，鼓励发展蔬菜连锁经营、直供配送、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开辟蔬菜基地蔬菜运输的绿色通道。
　　
　　第二十五条蔬菜、土地、环保、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蔬菜基地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农业技术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减收、缓收、免收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对批准减收、缓收、免收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截留或者挪用蔬菜基地扶持资金的，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责令退回，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在蔬菜基地内弃种抛荒的或者擅自改变蔬菜基地的性质和用途的，由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追回其已取得的蔬菜基地扶持资金，不再享受蔬菜基地的相关扶持政策。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蔬菜基地生产经营者未配备蔬菜质量检测设施或者没有对蔬菜质量进行检测的，由市、区、县（市）蔬菜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向社会公示，不再享受蔬菜基地的相关扶持政策。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本条例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1991年3月19日长沙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长沙市蔬菜基地保护办法》同时废止。

论口供在贿赂案件侦破中的价值

吴明磊


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较难查证的犯罪。从我国检察机关侦查贿赂犯罪案件的实践来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于突破案件至关重要。通常的办案方式是：侦查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即展开初查，掌握一定线索后即直接向被举报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这种调查的后果是，如果能获得被举报人的有罪陈述，则立案；面对面的调查成为讯问，讯问所得口供成为下一步搜查、取证的线索和根据；如果不能获得被举报人的有罪陈述，除非有其他确实的证据，一般情况下不予立案。可见，司法实践中，口供是侦破贿赂案件的突破口。没有口供，不仅侦查工作将难以进行下去，甚至连立案都成问题。

对于检察机关的这种办案方式，有学者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实现反贪侦查模式转换的问题。该观点将侦查模式分为由供到证和由证到供两种，认为由供到证侦查模式是封建制度下靠口供定案的产物，是落后的、存在着严重弊端的一种模式。而由证到供侦查模式则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在实行的先进的侦查模式。该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反贪侦查模式是由供到证式的，既违背了刑事诉讼的规律和原则，也不符合现代人权保障思想，必须实现向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换。[1]

笔者认为，我国现实的反贪侦查工作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获取口供的方法上以及对程序的执行上都有许多值得探讨与改进之处，如取供方式落后、直接或变相延长对犯罪嫌疑人传唤时间等。但这些是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并非是侦查模式上的问题。就我国现行法制条件而言，口供在侦破贿赂案件方面的价值和作用是不容质疑的。并且，那种将侦查模式划分为由供到证和由证到供两种，并据以否定现行反贪侦查模式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符合实践情况的。

一、从侦查手段上讲，这种以获取口供为主要侦查手段的模式是我国现行法制下唯一的选择。贿赂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隐蔽性强，除当事者外，犯罪行为一般不为人所知，并且缺乏实物证据来予以证明。这一特点决定了查证这类犯罪实属不易。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反贪侦查工作来看，一般是以取“实时证据”为主要的侦查手段。所谓“实时证据”，是指通过采取窃听、跟踪、设置“圈套”、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通过前摄性而不是反应性调查获得的与犯罪同步的证据。[2] 这种侦查模式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亚洲的新加坡、我国的香港等地逐渐形成并确立。最初也是最著名的案件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78年实施的“阿伯斯坎” (Abscam) 行动，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秘密线人化妆成一位富有的阿拉伯酋长，诱使多名资深政客接受他的贿赂，他们的一切言行全部被联邦调查局摄入镜头，成为对他们起诉的直接罪证，最后对六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提出起诉并判定他们犯有受贿罪。[3] 在英美等国，之所以采取这种侦查措施，是因为他们普遍认识到，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的犯罪，很难取得令法庭满意的证据，因此只能依靠技术侦查和“秘密渗透”的手段。虽然这种手段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强烈的批评，被认为是“严重地侵犯人权”，但司法部门坚持认为，“官员们关在办公室里密谋贪污的勾当，只有用秘密摄像才能进行观察”，“对官员的贪污必须使用新的手段才能查清情况，掌握证据”，并表示要继续进行下去。[4]

但在我国，主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的检察机关并没有法定的技术侦查手段，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是规定在1993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中，而非《刑事诉讼法》中的。因此，检察机关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取得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同时，与许多国家相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不仅没有沉默权，相反却有如实供述的义务，既然有此规定，侦查机关以获取口供为主要的办案方法就自然成为现实的选择。

二、将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定性为封建的、落后的侦查模式并无科学的根据。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是先取得口供再取得其他证据，还是先取得其他证据再取得口供，是由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有的案件若在取得口供之前先取得其他证据往往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侦破案件只能靠获取口供。这一点，即使在特别强调保护刑事被告人权利，赋予其沉默权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刑事司法界著名学者之一的弗雷德.英博教授就认为，“犯罪侦查的艺术和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能在案件哪怕是大多数案件中通过查找和检验物证来提供破案线索和定罪依据的程度。在犯罪侦查中甚至在最有效的侦查中，完全没有物证线索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而破案的唯一途径就是审讯犯罪嫌疑人及询问其他可能了解案情的人。”英博教授还列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以口供来破案的数起案件，以此证明他所持观点的正确性。[5] 可见，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是不能与封建的“口供中心主义”和“罪从供定”划等号的。在封建时代，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赋予其极大的证据效力，为取得口供，不惜允许使用刑讯逼供的方法。而在现代法制国家，虽然也重视口供的作用，但对取供的方法和程序、口供的证据力都有许多限制性规定，如英美等国的反对自证其罪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我国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原则，等等。而且，各国都特别强调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口供等证据，这才是封建法制与现代法制在对待口供问题上的根本区别。这一区别是与由供到证还是由证到供不相干的。

三、贿赂案件的立案模式和线索特点决定了口供在侦破案件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因此，刑事案件的立案模式有两类：一类是发现犯罪事实而立案，也即因事立案。这类案件虽然一般不知犯罪嫌疑人是谁，但犯罪事实却是清楚的，一般也都有显露的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如杀人、放火等案件大都属此类。另一类是因发现犯罪嫌疑人而立案，也即因人立案。这类案件虽然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但犯罪事实却是不清楚的，如普通刑事案件中的指认、告发案件即属此类。贿赂案件因其绝大多数是由举报而发案，而举报的对象一般是明确的，举报的犯罪事实是不明确的、待查的，所以也属此类。因事立案型案件其侦查人员最先接触的是“事”，并围绕着对事的调查而掌握相关的物证、书证，其侦查目的是发现犯罪嫌疑人，所以，是取证在先取供在后。而因人立案型的案件，其侦查人员一开始就面对的是“人”，虽然并不一定非得从“人”入手，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但毫无疑义的是，讯问并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对于这类案件的侦查至关重要。也可以这么说，以人立案的模式决定了这类案件必须较早地接触犯罪嫌疑人，以获取口供。从贿赂案件的线索特点来看，贿赂犯罪本来就是行受贿双方当事人幕后进行的交易，缺乏相应的证据，而作为线索来源的举报，因受举报人知情程度的限制，所能提供的证据就更少。在难以取得其他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先取得口供再围绕口供所提供的线索来侦查取证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四、从实际的办事效果来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并不比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为差。相反，由供到证的效果往往优于由证到供。这是因为，在由证到供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常常会先入为主，为使口供能符合已经取得的其他证据，往往会采用一些违法的手段，甚至是逼供、诱供的手段。这种情况下，没有犯罪经历的被审讯对象所作口供只能是靠审讯人员的提示而作出，审讯人员掌握什么情况，被审讯对象就供述什么。如某案中，侦查人员在A公司查账时发现账目中记明曾送给B单位的陈某2000元人民币。侦查人员在向A公司的会计和业务员核实后，便传讯陈某。审讯中侦查人员采用了威胁、引诱的手段，陈某被迫承认受贿2000元人民币。而实际情况是，帐目中的这一笔支出是会计为掩饰短款问题，与业务员合谋后所写，根本没有向陈某行贿一事。陈某交待事实与A公司会计、业务员一致，完全是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顺杆爬”的结果。与上述由证到供情况相反，在由供到证情况下，根据口供提取的其他证据则一般比较可靠。如某案中，李某供述曾收受A公司所送瑞士梅花表一只，松下录放机一台，侦查人员根据李某供述，到A公司和李某家中提取了相应的书证、物证。本案中，由于侦查人员在李某供述之前并不掌握李某与A公司的关系，也不清楚李某家中物品情况，所以无法进行诱供，口供的真实性就比较强。由以上两案可知，以口供来突破案件，其办案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参见樊崇义、陈永生：《论反贪侦查模式的转换》，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2日第3版。
[2]参见[英]斯蒂芬.莫尔著，李峰等译：《权力与腐败》，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3]参见劲锷编著：《CIA与KGB—美苏国家安全机构纵览》，金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4]同前，第167页。
[5]参见[美]弗雷德.英博著，何家弘等译：《审讯与供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