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解除与有关制度的区别/王海宏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19:20:17 浏览: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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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解除与有关制度的区别
王海宏
在合同法中，解除与有些制度似是而蜚，需要加以区分，在区分中进一步认识解除的法律性质。
（一）解除与终止
终止，在大陆法系通常称为告知，与解除有密切关系，并且有共同点。19世纪末，德国起草民法第一草案时，曾经把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类型，但是制定民法第二草案时，认为终止与解除的性质毕竟不同，开始把二者分开，不但名称不一样，效果也不同。后来，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学说也多区别解除与终止。认为终止是上当呈人一方为意思表示，使继续性合同关系向将来消灭的行为，是一种与解除并列的法律制度。
在我国，解除与终止的关系如何呢？?一行法的规定看，终止概念的含义不尽一致：有时与合同消灭同义，这各意义上的终止便成为解除的上位要领有时为解除的一种糊弄有时则是与解除并列的概念。这种状况庆予改变。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把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类型，把这种意义的终止直接称为解除，不再用终止，与法人终止、委托终止等一致起来，效果更佳。合同法将终止作业与合同消灭相 的概念使用，而把德国法所称的终止直接叫上做解除。
（二）解除和撤销虽然都是合同消灭的制度，但两者并不相同：其一，从适用范围来看，撤销的适用范围比较广泛，不仅适用于欠缺有效要件的俣同领域，而且适用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及民事行为场合；而解除仅仅适用于有效成立的合同提前消灭的情况。其二，从发生原因来看，撤销的原因由法律直接规定，而解除原因法律规定的，如不可抗力造成的合同不能履行；其三，从发生的效力看，撤销无效。而解除则往往无及力，只有在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或法律有特别规定及违约解除非继承性合同时，才有溯及力。但应指出，在合同并存着可撤销的原因和解除的条件场合，合同解除和合同撤销就发生了竞合。
（三）解除与附解除条件
在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中，有所谓解除条件。解除条件成就是地，民事法律行为消灭，就此看来，解除与它有共性。但二者更有差异；其一，解除条件原则上可以附加于一切民事法律行为及意思表示，并不限于合同；但同解除则只适用于合同领域。其二，在民事法律行为中附解除条件，目的是为了事法律行为的，满足当呈人特定的需要，为此当呈人以意思表示对民事法律行为加一附款；合同解除不是合同的附款，并且往往不是甘于当呈人的约定，而主要是基于法律规定。其三，解除条件成就，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然且自动地消灭，无须当事人再有什么意思表示；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仅仅具有解除的条件还不能使合同消灭，必须有解除行为才能使合同实际解除。其四，解除条件成就，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是向将来推动效力；合同解除则既有向将来发生的，也有溯及到合同成立当初的。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海宏
王海宏
在合同法中，解除与有些制度似是而蜚，需要加以区分，在区分中进一步认识解除的法律性质。
（一）解除与终止
终止，在大陆法系通常称为告知，与解除有密切关系，并且有共同点。19世纪末，德国起草民法第一草案时，曾经把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类型，但是制定民法第二草案时，认为终止与解除的性质毕竟不同，开始把二者分开，不但名称不一样，效果也不同。后来，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学说也多区别解除与终止。认为终止是上当呈人一方为意思表示，使继续性合同关系向将来消灭的行为，是一种与解除并列的法律制度。
在我国，解除与终止的关系如何呢？?一行法的规定看，终止概念的含义不尽一致：有时与合同消灭同义，这各意义上的终止便成为解除的上位要领有时为解除的一种糊弄有时则是与解除并列的概念。这种状况庆予改变。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把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类型，把这种意义的终止直接称为解除，不再用终止，与法人终止、委托终止等一致起来，效果更佳。合同法将终止作业与合同消灭相 的概念使用，而把德国法所称的终止直接叫上做解除。
（二）解除和撤销虽然都是合同消灭的制度，但两者并不相同：其一，从适用范围来看，撤销的适用范围比较广泛，不仅适用于欠缺有效要件的俣同领域，而且适用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及民事行为场合；而解除仅仅适用于有效成立的合同提前消灭的情况。其二，从发生原因来看，撤销的原因由法律直接规定，而解除原因法律规定的，如不可抗力造成的合同不能履行；其三，从发生的效力看，撤销无效。而解除则往往无及力，只有在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或法律有特别规定及违约解除非继承性合同时，才有溯及力。但应指出，在合同并存着可撤销的原因和解除的条件场合，合同解除和合同撤销就发生了竞合。
（三）解除与附解除条件
在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中，有所谓解除条件。解除条件成就是地，民事法律行为消灭，就此看来，解除与它有共性。但二者更有差异；其一，解除条件原则上可以附加于一切民事法律行为及意思表示，并不限于合同；但同解除则只适用于合同领域。其二，在民事法律行为中附解除条件，目的是为了事法律行为的，满足当呈人特定的需要，为此当呈人以意思表示对民事法律行为加一附款；合同解除不是合同的附款，并且往往不是甘于当呈人的约定，而主要是基于法律规定。其三，解除条件成就，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然且自动地消灭，无须当事人再有什么意思表示；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仅仅具有解除的条件还不能使合同消灭，必须有解除行为才能使合同实际解除。其四，解除条件成就，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是向将来推动效力；合同解除则既有向将来发生的，也有溯及到合同成立当初的。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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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诉讼证据采用标准的司法分析
李俊杰
我国现在正着力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力求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就行政诉讼而言，这对行政诉讼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司法公正不但要实现审判的实体公正，而且要实现审判的程序公正，怎么做到审判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除严格依照实体法、程序法、进行审判工作外，还必须注重在证据的采用标准这个基本环节上，必须遵循统一且明确具体的证据采用标准，以便于查清案件事实，进而实现全部的司法公正。笔者在这里，主要从证据的一般采用标准即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三方面对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标准进行探讨。
所谓证据的采用标准,指证据的可采性、适格性,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律对证据的基本要求,就可以被采用为证明活动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行政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材料。它是人民法院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并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等作出正确裁判的根据①。行政诉讼证据是行政诉讼的核心，行政审判的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证据，人民法院通过举证、取证、质证及认证等环节，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该事实，并作出裁判，从而完成全部诉讼活动。因此，在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上，必须遵循诉讼证据的采用标准。
一、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或者说，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法律上的相对的客观真实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的事实真相 ②。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还是在仲裁、公证、监察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采用的证据都必须具有客观存在性。《行政诉讼法》第32 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是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三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举出证据证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的结果，原告并不因为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
行政纠纷的产生一定是基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它必然会留下痕迹，引起一些变化。如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处罚决定书即是书证。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其本质属性是客观存在性。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客观性作出评判时，一般包括两种意义：一是对作成的真实性，二是对其所记载、表述、体现的内容真实性。如被公安机关处罚的原告对公安机关出具的有关口供笔录持异议，就需要查清究竟是对制作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呢，还是对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有异议，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具体的行政诉讼证据举证活动中，人民法院在采用证据方面应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行政诉讼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证据的内容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能会有错误和偏差，但是它必须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纯粹的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的猜测，以及梦幻中的情节和迷信邪说的咒语，即使被当事人提供为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其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必须是人们可以某种方式感知的东西。无论是物证、书证，还是证人证言、鉴定结论，都必须有其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行政案件的举证活动中，被告所举的证据更要如此，如果对案件有关情况的反映仅存在于某人的大脑之中，没有以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等形式表现出来，那它就不具备证据的可采用性。
在此需要指出一点，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但是证据并非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相互结合的产物。例如，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国家行政机关所举的证据，比如陈述和证人证言，显然是有关人员主观上对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的认识结果。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中才存在着不符合案件事实的可能性。严格地说，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有人认为，物证就是纯客观的证据，其中没有任何主观因素。美国著名法庭科学家麦克唐奈曾经说过：“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至法官也会说谎。惟有物证不会说谎。”这种理解不无偏颇。物证自身固然可以说是客观的，没有主观因素的，但是物证自身却不能证明案件中的任何问题。任何物证要想证明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必须与有关人员的行为联系起来，必须依赖于有关人员的活动。在行政案件中，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那么原告自己能够证明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吗？难！首先原告要将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各个环节进行一一审查，举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还要找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然后要对它进行质证，以便确定它与案件事实的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在均由被告来负有举证责任，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有关人员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任何证据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这正是我们依靠证据处理案件时可能发生错误的根源之一，也是必须对各种证据认真审查评断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上必须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二、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关联性标准
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证据反映的事实必须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在行政诉讼活动中，客观事实多种多样，但不是所有事实都是特定行政案件的证据，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内在联系的证据才能被采用。人民法院应从客观的角度，认识、把握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明确证据的方向，以便查清案件的事实。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和绝对的。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不过这联系的形式和性质各不相同。严格地说，即使在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人们也总可以找到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证据与任何案件事实之间都具有关联性。但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显然不能作为司法和执法活动中采用证据的标准，而只能作为我们研究和理解证据关联性的出发点。行政案件中，被告必须通过大量证据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果行政机关把一些与所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联的、不合法的证据在庭审中一一出示，宣读，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的证据杂乱无章、毫无顺序地让原告辩认，那么，就会出现，在没有关联性的证据中找不到作出个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一事实存在着某种关联的证据，即证据不被采用。
在具体的行政案件证据举证过程中，在采用证据方面应遵循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在行政案件证据的关联性标准上，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重点应放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取得的证据。行政机关在作出某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先取得实施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充分证据，然后才能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如果证据不足，行政机关即不能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即使作出，法院也可以判决撤销。可以说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取得的证据，对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关联性起着决定的作用。行政机关举证不在于多，而在于所举证据有无证明力，尤其是所举的证据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性，这就为法院分析判断并采用证据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此讲到被告应重点出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收集的证据，并不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后，行政机关就不能收集证据。只要在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证据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有关联性，那么也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而被采用。《行政诉讼法》第34 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被告经法院批准，仍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对这些证据的范围行政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经法院准许可以收集证据，这些证据的范围是有限的，法院的“权”也是有限的。如果法院可以允许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补充任何证据，法院并以此为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就不能在行政诉讼中得到体现，这条法律基本原则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被告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1、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2、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人民法院也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权允许被告向原告或其他人收集证据或补充证据。
从司法证明的角度来说，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要求每一个具体的证据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意义。换言之，一个证据的使用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有确实的帮助，因此又可以称为证据的“证明性”。但是，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性”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而司法证明活动要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无限期无范围地进行下去，所以作为证据的采用标准，证明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水平。
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在评价证据的关联性时一般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时间和人力的耗费是否允许采用该证据；另一个是该证据的采用是否会给证明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或混乱。还要把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事实；第二，这个事实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问题有没有实质性意义；第三，法律对这种证据的关联性有没有具体的要求。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人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具体证据的关联性了。
三、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合法性标准
证据的合法性大概是我国证据法学领域内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一派学者认为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证据不必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不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只要不在证据概念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在证据的采用标准上讨论这个问题，人们的观点就容易统一了。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备合法性，都可以称为证据，但是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被采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无论是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还是行政监察中，合法性都是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之一。
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指人民法院采用某一证据，该证据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该证据应符合法定的形式，并且该证据的取得应符合法定的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被采用。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例如，不具备鉴定人资格的人做出的鉴定结论当然也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此外，行政机关超越其法定权限收集的证据，亦属于主体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第二，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我国相关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上必须有鉴定人员或勘验检查人员的签名盖章，因此那些没有上述人员签名盖章的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就属于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另外，如果法律规定证明某种关系存在的证据必须以书面形式，或者必须经过公证，那么不具备相应形式的证据也就不能采用；第三，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如果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人的行政机关这样做了，那么其收集的证据也因程序不合法而不能采用。
在行政案件审理活动中，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将普遍性规范适用于特定的人、事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事实性行政行为和程序性行政行为，程序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的某种实体行为作出以前履行先行程序的行为。因此，在行政机关举证之前，应要求其向法院说明证据的基本情况和应证的事实。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出示、宣读或介绍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据，即法定程序举证，如行政文书送达回证、告知笔录、审批程序表格等。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因违反法定程序而被撤销，因此行政诉讼中被告必须提供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程序性证据；其次，被告应向法院出示、宣读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具体行政行为的每一个事实要件，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就是空中楼阁。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是否有证据支持。因此，行政机关向法院出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是行政诉讼举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是“程序”、“实体”并重，所以在要求被告出示这方面证据时，也应同样对待。
在行政案件的合法性标准上，还要着重在行政机关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范围大、条文多、专业性强，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这些规范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就是审判人员对这些规范也了解不够。所以，法律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应向法院提供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庭审时行政机关必须当庭出示，宣读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并当庭质证。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中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 、法律层级排列有序、其法律效力依次递减，因此在庭审时，审判人员应要求被告重点出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其次是地方性法规，再其次是行政规章。
采用行政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必须以特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对于不同的司法或执法活动来说，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标准不同，证据合法性标准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和行政监察等活动中，具体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也不完全相同。诚然，法律规定是可以修改的，证据合法性的内容也是可以改变的。总之，证据必须在主体、形式和程序方法上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在相应的证明活动中被采用。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强调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关于1996年青年志愿者行动安排意见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青年志愿者行动作为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重要内容，是1996年全团活动的一个重点。今年青年志愿者行动要继续着眼于服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办事业的精神和方式，坚持“一手抓活动开展，一手抓机制建设”的工作方针，把开展活动与建立机制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志愿服务的对象，大力拓展青年志愿者行动的社会发动面和青年参与面，在党政关注、群众急需、青年热心的好事和急事上有所作为，着力形成拳头项目，加强青年志愿服务的组织建设和规范管理，逐步形成青年志愿服务的有效运行机制，努力推动青年志愿者行动跨上一个新台阶。
一、进一步明确重点服务对象和项目
1．以帮困扶贫为重点，主要是为孤寡老人、孤残儿童、民工以及困难企业的离退休人员、灾区及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等提供生活、医疗、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常性的志愿服务。团的各个战线部门要结合自身特点，明确各自的主要服务对象。
2．围绕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公益事业等方面开展群众性的志愿服务活动，在党政关注、群众急需、青年热心的结合点上做文章，在持久、实效上下功夫，进一步拓展服务项目。同时，要根据社会急需，开展诸如抢险救灾、为大型社会活动服务等方面内容的突击性、应急性志愿服务活动。
3．服务对象既要拓展，又要突出重点，为最需要服务的人和事提供力所能及的最为有效的服务。全团上下要集中力量，形成合力，以开展重点活动、实施重点项目为抓手，努力在全团范围内形成若干项对象集中、内容具体、社会影响大、能坚持长久的重点活动项目。
二、动员更多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
4. 要采取普遍号召与重点发动相结合的方式，以大中学生、机关青年干部、企事业青年职工等为重点，动员更多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学校团组织要把志愿服务与中学生成人仪式活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组织大中学生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机关团组织要把开展志愿服务作为青年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有效途径，使青年干部在志愿服务中发挥表率作用；企事业单位团组织要立足本职，为企业和困难职工排忧解难，为社会多作贡献。农村基层团组织要紧密结合“服务万村行动”，发动青年志愿者开展科技服务和扶贫帮困活动。
5．量化志愿服务的时间要求，增强志愿服务的“小时意识”，探索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青年志愿服务深化、拓展的内在要求，便于青年参与的新的动员方式。提倡广大青年志愿者每人每年至少志愿服务48小时，有条件的也可以贡献相应的劳动所得。今年要在机关青年干部、大中学生、效益好的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中先行试点，逐步铺开，形成规范。要充分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为广大青年参与志愿服务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渠道。
6．在充分发挥各级团组织在青年志愿者行动组织动员方式作用的同时，要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当代青年特点的社会化的动员方式和手段，更加广泛、更加持久地激发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内在积极性，逐步增强青年志愿服务的自愿成份和社会招募的力度，不断丰富和完善青年志愿者行动的动员方式。
三、大力推进“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
7．“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由于内容具体、易于操作、便于坚持，已成为基层开展青年志愿服务的主要形式，是深入开展青年志愿服务的基本方式。各地要认真规划，扎实推进，不断总结经验，努力使“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真正成为青年志愿者行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8．大力拓展“一助一”长期结对的内涵和形式。“一助一”结对既可以是一名青年志愿者或一支青年志愿服务队与一个困难家庭结对，也可以是效益好的企事业单位青年志愿服务组织与困难企事业单位结对，还可以是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受灾地区结对。“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要就近就便，也可根据需要进行跨地区、跨行业长期结对。
9．巩固已确定的服务关系，不断扩大服务对象的数量，力争今年“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对象达到100万户（名）。各地要根据实际，制定相应的量化目标，加强规范管理和定期监督，确保年底目标的实现。
四、加大开展重点活动的力度
10．认真实施’96为部分困难群众排忧解难“一助一”志愿服务行动。以“奉献八个小时，分担一分困难”为主题口号，以“一助一”长期结对为主要服务形式，动员以机关青年干部、企事业青年职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广大青年志愿者，为困难群众尤其是困难企业职工，贫困地区、灾区困难群众等开展以生活服务、医疗保健、职业技能培训、义务家教、捐款捐物等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活动。各地要努力使这项活动在元旦、春节期间掀起高潮的基础上，建立长期服务关系，坚持不懈地抓实抓好。
11．积极推广中学生成人预备期志愿服务活动。各地要把在16?8岁“成人预备期”内组织广大中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作为18岁成人仪式教育的重要内容，明确中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的量化指标，充分利用成人仪式活动推进青年志愿者行动。今年此项工作要在大中城市普遍展开。要主动争取教育、公安等部门的支持，努力把中学生成人预备期志愿服务活动制度化。
12．扎实开展中国大中学生志愿者扫盲与科技文化服务行动。要在坚持把扫盲活动与科技文化服务活动相结合的同时，重点深化扫盲活动。要组织1000支骨干扫盲队，深入1000个重点扫盲村，通过集中办扫盲班、分散包户、“一助一”等形式，开展不少于20天的扫盲活动。团中央将在去年的基础上，修改印制专门的扫盲教材。各地要通过今年的活动，努力使“校村挂钩”、“队村拴钩”制度化。
13. 团的有关战线部门要进一步深化为困难企业排忧解难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志愿者绿化行动、“保护明天”青年志愿者文化市场监督活动等。行业团组织要积极探索依靠社会力量和行政组织共同推进行业青年志愿者行动的新路子。
14. 各地既要集中力量，统一行动。着力抓好全团统一的重点活动；同时也要结合当地党政中心任务、人民群众急需和自身工作的实际，抓好“自选动作”，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活动项目。
五、以抓好协会和服务站工作为重点加强机制建设
15．切实搞好全国和省级青年志愿者协会自身建设，努力使之工作正常运转，增强自转能力，充分发挥它们在青年志愿者行动组织网络中的龙头作用。条件具备的地、市和行业应积极建立协会，开展工作。
16．加大青年志愿服务站工作的力度。各地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把建立服务站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发挥作用上。有条件的地方要认真研究社会需求，找准切入点和服务项目，争取早日建站。可立足社区建站，也可根据需要在企业、学校、医院等地建站。已经建立服务站的要注重软件建设，充分开发服务站的功能，扩大服务的覆盖面，把服务站与原有的协会、服务队、“一助一”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依托服务站开展经常化的、扎实有效的志愿服务方面下功夫，并逐步建立服务站自我生存、自我运转、自我发展的机制，使青年志愿服务站真正成为联结青年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的重要纽带，成为开展青年志愿服务的重要阵地。
17．加强与海内外志愿服务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开发和利用国际国内资源，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吸纳社会及海内外资金，争取建立青年志愿服务基金，并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制度。
六、努力加强青年志愿服务的规范管理
18．联合有关部委，对招募青年志愿者为大型文体活动提供志愿服务作出规定，把组织青年志愿者为大型文体活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逐步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大型文体活动承办地的团组织要积极主动地与活动组委会及有关方面协调、沟通，通过组织招募和社会招募两种方式，组织青年志愿者为大型文体活动提供规范、有效的服务。
19．由点到面地进行“青年志愿服务卡”的制定和发放工作。青年志愿服务卡，是青年志愿者和服务对象、青年志愿者组织和青年志愿者之间最基础的联结手段，它可以更有效地适应青年志愿服务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的要求，对青年志愿参与志愿服务情况进行记录、管理和表彰。要把“青年志愿服务卡”的建立与倡导青年志愿者每年为社会至少奉献48小时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先在部分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试点，后在全国推广，逐步使青年志愿服务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20．加强青年志愿服务招募、管理、培训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要制定《青年志愿者招募暂行条例》、《青年志愿者培训暂行条例》等规章，协会、服务站等青年志愿服务组织要实行规范管理。要注重理论研究，组织编写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用书。通过多种形式，加强青年志愿者行动骨干培训工作，各省级团委要把培训工作制度化，年内争取把地市级青年志愿者组织的工作骨干轮训一遍，各级团校也要把青年志愿者行动纳入教学培训内容。
21．建立和完善青年志愿服务的评估、监督和表彰激励机制，为广泛持久地开展青年志愿服务提供政策保障和动力支持。要逐步建立青年志愿服务及青年志愿者行动工作的评价机制，加强对各地、各条战线、各个行业团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评估和督查。要通过大力表彰青年志愿者，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年底将表彰一批杰出青年志愿者和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全团上下必须以开拓的精神和扎实的工作，攥紧拳头，形成合力，推进青年志愿者行动；要立足基层，注重长久，务求实效，使之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之中，成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同向并轨、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跨世纪的社会事业。
李俊杰
我国现在正着力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力求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就行政诉讼而言，这对行政诉讼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司法公正不但要实现审判的实体公正，而且要实现审判的程序公正，怎么做到审判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除严格依照实体法、程序法、进行审判工作外，还必须注重在证据的采用标准这个基本环节上，必须遵循统一且明确具体的证据采用标准，以便于查清案件事实，进而实现全部的司法公正。笔者在这里，主要从证据的一般采用标准即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三方面对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标准进行探讨。
所谓证据的采用标准,指证据的可采性、适格性,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律对证据的基本要求,就可以被采用为证明活动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行政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材料。它是人民法院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并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等作出正确裁判的根据①。行政诉讼证据是行政诉讼的核心，行政审判的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证据，人民法院通过举证、取证、质证及认证等环节，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该事实，并作出裁判，从而完成全部诉讼活动。因此，在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上，必须遵循诉讼证据的采用标准。
一、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或者说，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法律上的相对的客观真实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的事实真相 ②。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还是在仲裁、公证、监察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采用的证据都必须具有客观存在性。《行政诉讼法》第32 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是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三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举出证据证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的结果，原告并不因为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
行政纠纷的产生一定是基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它必然会留下痕迹，引起一些变化。如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处罚决定书即是书证。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其本质属性是客观存在性。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客观性作出评判时，一般包括两种意义：一是对作成的真实性，二是对其所记载、表述、体现的内容真实性。如被公安机关处罚的原告对公安机关出具的有关口供笔录持异议，就需要查清究竟是对制作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呢，还是对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有异议，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具体的行政诉讼证据举证活动中，人民法院在采用证据方面应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行政诉讼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证据的内容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能会有错误和偏差，但是它必须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纯粹的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的猜测，以及梦幻中的情节和迷信邪说的咒语，即使被当事人提供为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其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必须是人们可以某种方式感知的东西。无论是物证、书证，还是证人证言、鉴定结论，都必须有其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行政案件的举证活动中，被告所举的证据更要如此，如果对案件有关情况的反映仅存在于某人的大脑之中，没有以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等形式表现出来，那它就不具备证据的可采用性。
在此需要指出一点，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但是证据并非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相互结合的产物。例如，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国家行政机关所举的证据，比如陈述和证人证言，显然是有关人员主观上对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的认识结果。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中才存在着不符合案件事实的可能性。严格地说，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有人认为，物证就是纯客观的证据，其中没有任何主观因素。美国著名法庭科学家麦克唐奈曾经说过：“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至法官也会说谎。惟有物证不会说谎。”这种理解不无偏颇。物证自身固然可以说是客观的，没有主观因素的，但是物证自身却不能证明案件中的任何问题。任何物证要想证明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必须与有关人员的行为联系起来，必须依赖于有关人员的活动。在行政案件中，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那么原告自己能够证明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吗？难！首先原告要将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各个环节进行一一审查，举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还要找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然后要对它进行质证，以便确定它与案件事实的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在均由被告来负有举证责任，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有关人员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任何证据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这正是我们依靠证据处理案件时可能发生错误的根源之一，也是必须对各种证据认真审查评断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上必须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二、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关联性标准
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证据反映的事实必须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在行政诉讼活动中，客观事实多种多样，但不是所有事实都是特定行政案件的证据，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内在联系的证据才能被采用。人民法院应从客观的角度，认识、把握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明确证据的方向，以便查清案件的事实。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和绝对的。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不过这联系的形式和性质各不相同。严格地说，即使在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人们也总可以找到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证据与任何案件事实之间都具有关联性。但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显然不能作为司法和执法活动中采用证据的标准，而只能作为我们研究和理解证据关联性的出发点。行政案件中，被告必须通过大量证据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果行政机关把一些与所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联的、不合法的证据在庭审中一一出示，宣读，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的证据杂乱无章、毫无顺序地让原告辩认，那么，就会出现，在没有关联性的证据中找不到作出个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一事实存在着某种关联的证据，即证据不被采用。
在具体的行政案件证据举证过程中，在采用证据方面应遵循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在行政案件证据的关联性标准上，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重点应放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取得的证据。行政机关在作出某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先取得实施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充分证据，然后才能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如果证据不足，行政机关即不能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即使作出，法院也可以判决撤销。可以说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取得的证据，对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关联性起着决定的作用。行政机关举证不在于多，而在于所举证据有无证明力，尤其是所举的证据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性，这就为法院分析判断并采用证据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此讲到被告应重点出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收集的证据，并不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后，行政机关就不能收集证据。只要在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证据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有关联性，那么也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而被采用。《行政诉讼法》第34 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被告经法院批准，仍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对这些证据的范围行政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经法院准许可以收集证据，这些证据的范围是有限的，法院的“权”也是有限的。如果法院可以允许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补充任何证据，法院并以此为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就不能在行政诉讼中得到体现，这条法律基本原则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被告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1、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2、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人民法院也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权允许被告向原告或其他人收集证据或补充证据。
从司法证明的角度来说，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要求每一个具体的证据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意义。换言之，一个证据的使用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有确实的帮助，因此又可以称为证据的“证明性”。但是，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性”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而司法证明活动要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无限期无范围地进行下去，所以作为证据的采用标准，证明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水平。
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在评价证据的关联性时一般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时间和人力的耗费是否允许采用该证据；另一个是该证据的采用是否会给证明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或混乱。还要把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事实；第二，这个事实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问题有没有实质性意义；第三，法律对这种证据的关联性有没有具体的要求。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人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具体证据的关联性了。
三、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合法性标准
证据的合法性大概是我国证据法学领域内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一派学者认为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证据不必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不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只要不在证据概念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在证据的采用标准上讨论这个问题，人们的观点就容易统一了。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备合法性，都可以称为证据，但是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被采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无论是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还是行政监察中，合法性都是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之一。
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指人民法院采用某一证据，该证据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该证据应符合法定的形式，并且该证据的取得应符合法定的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被采用。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例如，不具备鉴定人资格的人做出的鉴定结论当然也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此外，行政机关超越其法定权限收集的证据，亦属于主体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第二，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我国相关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上必须有鉴定人员或勘验检查人员的签名盖章，因此那些没有上述人员签名盖章的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就属于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另外，如果法律规定证明某种关系存在的证据必须以书面形式，或者必须经过公证，那么不具备相应形式的证据也就不能采用；第三，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如果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人的行政机关这样做了，那么其收集的证据也因程序不合法而不能采用。
在行政案件审理活动中，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将普遍性规范适用于特定的人、事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事实性行政行为和程序性行政行为，程序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的某种实体行为作出以前履行先行程序的行为。因此，在行政机关举证之前，应要求其向法院说明证据的基本情况和应证的事实。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出示、宣读或介绍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据，即法定程序举证，如行政文书送达回证、告知笔录、审批程序表格等。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因违反法定程序而被撤销，因此行政诉讼中被告必须提供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程序性证据；其次，被告应向法院出示、宣读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具体行政行为的每一个事实要件，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就是空中楼阁。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是否有证据支持。因此，行政机关向法院出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是行政诉讼举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是“程序”、“实体”并重，所以在要求被告出示这方面证据时，也应同样对待。
在行政案件的合法性标准上，还要着重在行政机关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范围大、条文多、专业性强，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这些规范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就是审判人员对这些规范也了解不够。所以，法律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应向法院提供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庭审时行政机关必须当庭出示，宣读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并当庭质证。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中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 、法律层级排列有序、其法律效力依次递减，因此在庭审时，审判人员应要求被告重点出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其次是地方性法规，再其次是行政规章。
采用行政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必须以特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对于不同的司法或执法活动来说，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标准不同，证据合法性标准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和行政监察等活动中，具体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也不完全相同。诚然，法律规定是可以修改的，证据合法性的内容也是可以改变的。总之，证据必须在主体、形式和程序方法上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在相应的证明活动中被采用。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强调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共青团中央关于1996年青年志愿者行动安排意见
共青团中央关于1996年青年志愿者行动安排意见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青年志愿者行动作为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的重要内容，是1996年全团活动的一个重点。今年青年志愿者行动要继续着眼于服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办事业的精神和方式，坚持“一手抓活动开展，一手抓机制建设”的工作方针，把开展活动与建立机制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志愿服务的对象，大力拓展青年志愿者行动的社会发动面和青年参与面，在党政关注、群众急需、青年热心的好事和急事上有所作为，着力形成拳头项目，加强青年志愿服务的组织建设和规范管理，逐步形成青年志愿服务的有效运行机制，努力推动青年志愿者行动跨上一个新台阶。
一、进一步明确重点服务对象和项目
1．以帮困扶贫为重点，主要是为孤寡老人、孤残儿童、民工以及困难企业的离退休人员、灾区及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等提供生活、医疗、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常性的志愿服务。团的各个战线部门要结合自身特点，明确各自的主要服务对象。
2．围绕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公益事业等方面开展群众性的志愿服务活动，在党政关注、群众急需、青年热心的结合点上做文章，在持久、实效上下功夫，进一步拓展服务项目。同时，要根据社会急需，开展诸如抢险救灾、为大型社会活动服务等方面内容的突击性、应急性志愿服务活动。
3．服务对象既要拓展，又要突出重点，为最需要服务的人和事提供力所能及的最为有效的服务。全团上下要集中力量，形成合力，以开展重点活动、实施重点项目为抓手，努力在全团范围内形成若干项对象集中、内容具体、社会影响大、能坚持长久的重点活动项目。
二、动员更多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
4. 要采取普遍号召与重点发动相结合的方式，以大中学生、机关青年干部、企事业青年职工等为重点，动员更多的青年参与志愿服务。学校团组织要把志愿服务与中学生成人仪式活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组织大中学生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机关团组织要把开展志愿服务作为青年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有效途径，使青年干部在志愿服务中发挥表率作用；企事业单位团组织要立足本职，为企业和困难职工排忧解难，为社会多作贡献。农村基层团组织要紧密结合“服务万村行动”，发动青年志愿者开展科技服务和扶贫帮困活动。
5．量化志愿服务的时间要求，增强志愿服务的“小时意识”，探索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青年志愿服务深化、拓展的内在要求，便于青年参与的新的动员方式。提倡广大青年志愿者每人每年至少志愿服务48小时，有条件的也可以贡献相应的劳动所得。今年要在机关青年干部、大中学生、效益好的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中先行试点，逐步铺开，形成规范。要充分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为广大青年参与志愿服务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渠道。
6．在充分发挥各级团组织在青年志愿者行动组织动员方式作用的同时，要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当代青年特点的社会化的动员方式和手段，更加广泛、更加持久地激发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内在积极性，逐步增强青年志愿服务的自愿成份和社会招募的力度，不断丰富和完善青年志愿者行动的动员方式。
三、大力推进“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
7．“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由于内容具体、易于操作、便于坚持，已成为基层开展青年志愿服务的主要形式，是深入开展青年志愿服务的基本方式。各地要认真规划，扎实推进，不断总结经验，努力使“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真正成为青年志愿者行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8．大力拓展“一助一”长期结对的内涵和形式。“一助一”结对既可以是一名青年志愿者或一支青年志愿服务队与一个困难家庭结对，也可以是效益好的企事业单位青年志愿服务组织与困难企事业单位结对，还可以是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受灾地区结对。“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要就近就便，也可根据需要进行跨地区、跨行业长期结对。
9．巩固已确定的服务关系，不断扩大服务对象的数量，力争今年“一助一”长期结对服务对象达到100万户（名）。各地要根据实际，制定相应的量化目标，加强规范管理和定期监督，确保年底目标的实现。
四、加大开展重点活动的力度
10．认真实施’96为部分困难群众排忧解难“一助一”志愿服务行动。以“奉献八个小时，分担一分困难”为主题口号，以“一助一”长期结对为主要服务形式，动员以机关青年干部、企事业青年职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广大青年志愿者，为困难群众尤其是困难企业职工，贫困地区、灾区困难群众等开展以生活服务、医疗保健、职业技能培训、义务家教、捐款捐物等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活动。各地要努力使这项活动在元旦、春节期间掀起高潮的基础上，建立长期服务关系，坚持不懈地抓实抓好。
11．积极推广中学生成人预备期志愿服务活动。各地要把在16?8岁“成人预备期”内组织广大中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作为18岁成人仪式教育的重要内容，明确中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的量化指标，充分利用成人仪式活动推进青年志愿者行动。今年此项工作要在大中城市普遍展开。要主动争取教育、公安等部门的支持，努力把中学生成人预备期志愿服务活动制度化。
12．扎实开展中国大中学生志愿者扫盲与科技文化服务行动。要在坚持把扫盲活动与科技文化服务活动相结合的同时，重点深化扫盲活动。要组织1000支骨干扫盲队，深入1000个重点扫盲村，通过集中办扫盲班、分散包户、“一助一”等形式，开展不少于20天的扫盲活动。团中央将在去年的基础上，修改印制专门的扫盲教材。各地要通过今年的活动，努力使“校村挂钩”、“队村拴钩”制度化。
13. 团的有关战线部门要进一步深化为困难企业排忧解难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志愿者绿化行动、“保护明天”青年志愿者文化市场监督活动等。行业团组织要积极探索依靠社会力量和行政组织共同推进行业青年志愿者行动的新路子。
14. 各地既要集中力量，统一行动。着力抓好全团统一的重点活动；同时也要结合当地党政中心任务、人民群众急需和自身工作的实际，抓好“自选动作”，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活动项目。
五、以抓好协会和服务站工作为重点加强机制建设
15．切实搞好全国和省级青年志愿者协会自身建设，努力使之工作正常运转，增强自转能力，充分发挥它们在青年志愿者行动组织网络中的龙头作用。条件具备的地、市和行业应积极建立协会，开展工作。
16．加大青年志愿服务站工作的力度。各地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把建立服务站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发挥作用上。有条件的地方要认真研究社会需求，找准切入点和服务项目，争取早日建站。可立足社区建站，也可根据需要在企业、学校、医院等地建站。已经建立服务站的要注重软件建设，充分开发服务站的功能，扩大服务的覆盖面，把服务站与原有的协会、服务队、“一助一”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依托服务站开展经常化的、扎实有效的志愿服务方面下功夫，并逐步建立服务站自我生存、自我运转、自我发展的机制，使青年志愿服务站真正成为联结青年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的重要纽带，成为开展青年志愿服务的重要阵地。
17．加强与海内外志愿服务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开发和利用国际国内资源，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吸纳社会及海内外资金，争取建立青年志愿服务基金，并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制度。
六、努力加强青年志愿服务的规范管理
18．联合有关部委，对招募青年志愿者为大型文体活动提供志愿服务作出规定，把组织青年志愿者为大型文体活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逐步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大型文体活动承办地的团组织要积极主动地与活动组委会及有关方面协调、沟通，通过组织招募和社会招募两种方式，组织青年志愿者为大型文体活动提供规范、有效的服务。
19．由点到面地进行“青年志愿服务卡”的制定和发放工作。青年志愿服务卡，是青年志愿者和服务对象、青年志愿者组织和青年志愿者之间最基础的联结手段，它可以更有效地适应青年志愿服务内容和形式多样化的要求，对青年志愿参与志愿服务情况进行记录、管理和表彰。要把“青年志愿服务卡”的建立与倡导青年志愿者每年为社会至少奉献48小时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先在部分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试点，后在全国推广，逐步使青年志愿服务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20．加强青年志愿服务招募、管理、培训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要制定《青年志愿者招募暂行条例》、《青年志愿者培训暂行条例》等规章，协会、服务站等青年志愿服务组织要实行规范管理。要注重理论研究，组织编写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用书。通过多种形式，加强青年志愿者行动骨干培训工作，各省级团委要把培训工作制度化，年内争取把地市级青年志愿者组织的工作骨干轮训一遍，各级团校也要把青年志愿者行动纳入教学培训内容。
21．建立和完善青年志愿服务的评估、监督和表彰激励机制，为广泛持久地开展青年志愿服务提供政策保障和动力支持。要逐步建立青年志愿服务及青年志愿者行动工作的评价机制，加强对各地、各条战线、各个行业团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评估和督查。要通过大力表彰青年志愿者，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年底将表彰一批杰出青年志愿者和青年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全团上下必须以开拓的精神和扎实的工作，攥紧拳头，形成合力，推进青年志愿者行动；要立足基层，注重长久，务求实效，使之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之中，成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同向并轨、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跨世纪的社会事业。
